（来源：上观新闻）

2026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在这全球瞩目的时节，一系列被曝光的美国上层社会生活使人回想起库布里克电影所描述的“大开眼界”：尚未平息的“爱泼斯坦案”、新曝光的彼得·蒂尔“对话”社团、神秘的波西米亚俱乐部……从总统、高官到商界巨头、科技精英、文化名流，公众震惊地发现美国政治的运行除了依托公开的利益集团，居然还有一批秘密会社——聚会、沙龙、俱乐部。实际上，这类非正式组织嵌入西方文明进程已有数百年之久。今天，人们震惊于精英的集体丑闻，慨叹世界是“草台班子”的同时，也试图在理智层面寻求答案，以为自身所处时代表象与现实的巨大割裂感找到一种解释。

彼得·沃森的著作《法国思想四百年》便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尝试。在他看来，即便是经历过启蒙、革命，发明了“高雅社会”“浪漫生活”，倡导社会批判和文明捍卫的法国人，400年来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文学、哲学、科学与艺术的殿堂，前有卢梭、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以及现代、后现代哲学家群星闪耀，后有以巴黎为中心汇集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创作、创造与创新行动，引领了改变西方历史与文明进程的潮流。另一个世界是拉克洛、司汤达、福楼拜小说所描述的那一面——在沙龙女主人所串联的社交圈中，有思想交锋，有利益交换，也有肉体交易。上流社会之外，还有雨果作品中小偷、妓女、浪荡子所组成的地下世界，连同未公开的地下文学，它们同样可以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与人性的光辉。

《法国思想四百年》,[英]彼得·沃森 著,朱邦芊、马 睿 译，译林出版社2026年出版

高贵的启蒙，放纵的沙龙

本书的一大特征是从头至尾大段围绕法国文人风流韵事的描写，这似乎也符合大众对法式浪漫生活的一贯看法。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早期的现代小说是围绕着婚外情构思的，其中的一支重要创作来源就是17世纪的沙龙女主人（如拉法耶特和斯屈代里），其特色是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和私密对话（包括信件）来描写个体欲望与感情生活的内在运作。进入18世纪后，在专制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闺房里的私密空间无疑为沙龙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这里既是哲学对谈与政治论辩的场所——名留青史的众多佳作名篇第一时间在此被宣读、传阅和流通（甚至通过手抄本的形式），也是阴谋、诡计、赌徒、冒险家与放纵者的天堂。

典型体现之一就是浪荡小说的出现。在18世纪，众多畅销的浪荡小说往往冠名以“哲学”，男女故事以形而上学式的对话串联起来。在启蒙文人那里，最辛辣的政论和最香艳的小说也可以由同一人完成。市面上，书商们也会在兜售哲学、宗教书籍时巧妙夹带，将不入文学之流的粗俗作品全部归并其中。所以在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看来，启蒙运动的社会事实就是高雅文学和低俗小说在当时并没有明晰的界限。

沃森援引马蒂厄·马罗对巴黎贵族的研究，认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实际存在着一个权力的世界和一个思想的世界。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与宫廷社会制造了贵族闲暇与倦怠的生活，使得驰骋名利场、追逐爱情游戏成为一种潮流。另一方面，沙龙、聚会和名流云集的巴黎成为与凡尔赛相对峙的社交中心，很快汇聚了对王权、教会和旧制度的不满情绪。不过，这两个世界并非截然对立或各不相干，而是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保持拉扯——致力于启蒙公众的《百科全书》，有一半以上是由教士和贵族供稿；身处权力核心的奥尔良亲王，不仅总管法国共济会，还同布里索、西耶斯这些后来的革命者交好。正如沙龙里的男女关系一样，节制与放纵、征服与归顺的秩序可以瞬间被翻转，这也是拉克洛的名篇《危险关系》的要义所在，统治者会因为接受了批评而感到羞耻和丢脸，思想家也不能坦白过往追求功名而所做的一切，这种斗而不破的微妙平衡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沙龙这一类的中间地带。

督政府时期（1795－1799）的一个“往往声名狼藉”的沙龙。根据让-弗朗索瓦·博西奥的作品镌版。

同样借助于沙龙实现的，还有精英与大众社会的交流。尽管一段时间内，有品位的社交圈子通常只对非特权阶层中的文人雅士开放，但普通民众依然可以通过阅读、交谈、聚会这一类从沙龙中蔓延开来的行为方式，了解形而上的哲学理念与形而下的美好生活。后者包含了家居、装潢、饮食、服饰、妆发、娱乐等一系列日常可消费的全新事物，而围绕其开发、生产和营销的新式知识既构成了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另一个名字是《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分类字典》）的一部分，又在商业社会的孵化下形成了规模效应，酒馆、餐厅、咖啡馆、理发店、时装屋等应运而生，这是沙龙以外更民主化的社交空间。

法国大革命时期，动辄千百人的集体劳动、聚众宴饮、平民舞会屡见不鲜。与之相对，旧制度沙龙中那些贵族先生小姐的背德言行成为被唾弃和攻击的目标，批评的主阵地从沙龙逐步转移到俱乐部、咖啡馆这类更开放的场域，当然还有报纸、杂志这些舆论平台，并逐渐形成了另一个思想世界。

那么，原本嵌合在思想启蒙中的欲望表达是不是也借此被剥离了呢？虽然沃森书中对革命阶段几笔略过，但从贡斯当、斯塔尔夫人与拿破仑的互动，以及1830年以后贵族和沙龙迅速回归来看，革命充其量只是暂时抑制了（或者说是统合了）法国社会思想的繁杂。故而第三共和国时期，“上流”社会嵌合了“下流”文化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反而衍生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文学、艺术和新兴社会科学愈加正视过往被忽略的人类欲望，小仲马、莫泊桑的小说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浪荡子、花花公子、林荫道常客成为巴黎的一道社会景观；而随着“落选者沙龙”的举办，马奈、德加等人逐渐以歌舞厅、夜总会等风月场所的男男女女为笔下模特。另一方面，从行动到语言，更多元的声音、更坦率的欲望表达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尤其是斯塔尔夫人以来的沙龙女性，逐渐真正走上学术、创作和政治斗争的前台。

文人的“主义”与“生意”

沃森提到，上世纪70年代非常成功的法国电视节目《撇号》，通常会将学者、记者和读者邀至一起，在他看来这是传统沙龙的谈话理念融入大众传媒时代的现象，尤其是那些携带新书到场并与学界同仁激烈论辩的场景（例如1979年布罗代尔、布尔迪厄和马克斯·加洛的那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小说家》），与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在沙龙宣读《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的情形别无二致。当然，《法国思想四百年》致力于更长时段、全景式的人物描写，试图呈现一个不断变迁中的“文人共和国”——一个跨界与跨国的精英对话与交际网络，自17世纪初便开始对法国及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也塑造了延续至今的不同思想传统。今天，我们阅读这部沙龙“秘史”的目的，除了理解法国文人历史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细节——伏尔泰与卢梭、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等人之外，还在于追溯不同思想的起源、传播的社会基础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一方面体现为规范、价值、话语层面的博弈，另一方面也包含人情往来、利益交换与权力展示。因而，将先验、结构的思想史叙事还原为实际语境中各方如何表达、组织和展开关乎名和利的争斗，是一种“主义”的历史发生学。尤其在18世纪以后，伴随着印刷与传媒的发展，知识分子更容易走近读者并且找到认可自己的圈子，彼此之间的交际活动也被前所未有地详尽记录，以至于卢梭和达朗贝尔之间一段围绕“是否应在日内瓦建立剧院”的通信往来，都可以迅速成为坊间趋之若鹜的畅销读物。

洛尔弗利纳·德·拉·希纳在若弗兰夫人（1699－1777年）的沙龙朗诵伏尔泰的悲剧，阿尼塞·夏尔·加布里埃尔·勒莫尼耶所画。这位大作家本人的半身像坐镇现场，而这些挤作一团的18世纪名流并非都是这个沙龙的成员

成为“文人”意味着拥有流动于法国社会各阶层间的通行证，而在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社交圈中积极表达、争辩和捍卫自身立场，往往也会带来更多名望与利益，甚至形成思想上的信徒，而后者更乐意在行动上举起“主义”的大旗。

即便在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法兰西科学院自建立之初就与国家权力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既为科学从业者提供了物质保障和身份地位，也造成科学研究与政治参与的彼此缠绕。17世纪后，法兰西文明的特征之一是知识与权力逐步构建起一个“科学王国”，科学的作者、发明者或项目从事者既可申请官方扶持，又能获得大众追捧。为达此目的，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在此情形下，关于什么是科学、真理标准由谁设立等问题极易引发争论。到了18世纪末，整个启蒙世界已经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斗争的一方是马拉和布里索，他们是梅斯梅尔及其动物磁疗法的追随者；另一方则是孔多塞和维克达济尔，他们坚持伽利略和牛顿的范式。双方的矛盾一方面是两种悠久知识传统的“主义”碰撞：前者来自于培根的自然有机论，后者则信奉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矛盾的另一方面的根源是“生意”竞争，随着统治者和民众对发明创造的热情高涨，形形色色的“科学家”纷纷涌现，实验室成为社会阶层鱼龙混杂的场所，科学实践、公共表演和商业利益相互交织。

近年来，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实践主义”取向——不再关注作为哲人的思想家及其知识体系，而是将其视为历史人物放置于时代语境，探究其观念成分与行为动机；不仅聚焦思想家个人，还把视野扩展至与其相关的群体、组织和社交网络，聚焦其中的对话、交锋、往来与集体行动；也不只是研读思想家的某部作品，而是从成稿、出版、传阅和被阐释的微观过程来考察一段时间内的学术体制与知识生产。据此来看，沃森的这部作品也提供了一些重新审视法国思想和文人传统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法国历史上的学术竞赛。几乎与沙龙同步兴起的学院体制，囊括了学术院（1635）、绘画与雕塑学院（1648）、铭文与美文学院（1663）、罗马法兰西学术院（1666）、科学院（1666）、音乐学院（1669）、建筑学院（1671）在内。几乎每一个机构的每一轮席位竞争都是学术名望、团体利益与政治势力的角逐场。

旧制度时期，各个沙龙都会陆续培养和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迪德方夫人为达朗贝尔谋划皇家科学院的秘书职位和法兰西学术院的位置，尽管后者的当选之路坎坷，屡屡落败。一旦机构有席位空出，内克尔夫人就能提前知道谁会接替。如朗贝尔夫人一样，部分沙龙女主人也有引导学术决策的权力，这既使得文人社交圈子中充斥着假象、流言与诡计，又造成了种种观念之争以外的私人恩怨。到了18世纪，巴黎和外省的各类学院经常就某个设定的题目公开悬赏征文，匿名的投稿者相互竞争，再由学院委员会来评审颁奖。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卢梭1750年凭《论科学与艺术》获第戎科学院征文奖，一举成名。2012年，卡拉多纳《实践中的启蒙》一书就追溯了这种重要的知识制度，详细统计和分析了1670至1794年法国各类学术竞赛。

到了19世纪，学院体制与竞赛文化也促成了“落选者沙龙”与印象派的诞生。而围绕法兰西公学院的宝贵席位，20世纪的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展现出更让人眼花缭乱的“主义”之争与利益交换，仅仅从院士的就职演说就可以看出学术与江湖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明。

学术竞争关联着文章写作，这也是法国文化中的一项独特传统，不得不感叹法国人真的很乐于写作，几乎每个沙龙女主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更不用说以她们为中心的文人圈子。写作既是一种风尚，也是一种社交的武器，更是政治的手腕。甚至连皇帝拿破仑也不例外，在与斯塔尔夫人的对立中，写作是他坚持的一种体面回击的方式。实际上，18世纪法式家具的核心套件——闺房、沙发、写字台既是为了男女调情，也是适应写作这种思想创作形式而得到大力发展的。

1843年的王府，威廉·怀尔德所画

资产阶级文化的病理切片

沃森此书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被称为“生活艺术”的器物文明和流行风尚。可以说，今天流行于都市生活和中产阶层群体的绝大部分文化装置——咖啡店、博物馆、美食餐厅、打卡景点、旅行指南等等，都可以在17世纪后期的法国找到原型或雏形。相应地，发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圈的“雅科学”也征服了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无论是凡尔赛的宫廷礼制，还是巴黎沙龙的流行文化，都经由文人集团逐步蔓延至商业化的布尔乔亚阶层，由此带来的不仅仅是莫里哀的《丈夫学堂》《太太学堂》这样的讽刺作品，更是酝酿了一场市民生活的革命。

一方面，那些看似世俗、日常甚至是枯燥的礼仪，使得一个新的交往领域在凡尔赛和政治中心之外形成——众多围绕美食、装饰和健康的点评不再受权力和精英制约，而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咖啡馆、歌舞厅、周报、月刊和年鉴等），最琐碎的批评也可能随时转化成为解构性叙事，挑战既有秩序。另一方面，19世纪后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消费社会中，美食、运动、健康、休闲、时尚成为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则，连同文艺作品所打造的爱情神话、沙龙，孕育了布尔迪厄所说的资产阶级文化习性与“新宗教”。

对上流社会的效仿，既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起源，也是都市社会的病因。沃森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与贵族本就属于平行的两个世界。品味原本是上流社会以知识为基础来定义的，艺术、科学与商品世界的关系是不偏不倚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无法获得的特权。然而，1789、1830和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带来了一种认知上的翻转，即大众可以定义知识，消费也能够创造艺术，品味不仅可以被学习，还可以被包装和销售。商业空间、买卖程序和话语包装使得过往贵族利用服装、饮食和鉴赏所构建的“身份”被打破。不过，这也造成了新的城市病态。资产阶级获得了品味资格，但未能继承审美能力，这就造成他们在文化上的一种天然缺陷。所以19世纪是法国社会逐步走出沙龙的世纪，同时也是忧郁、苦闷、颓废、创伤等“世纪病”流行的时期，对那些科学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内在自我的探索与阐释，催生了文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中的批判力量。

艺术家的酒吧——“狡兔”咖啡馆，20世纪初。“骗子”们的家园之一

到了20世纪，安德烈·布勒东则受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病人启发，提出平行于现实的另一个“超现实世界”，艺术和无意识在其中通过梦境、偶然、巧合和荒诞来实现一种有意义的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二战后法国文化的复兴与思想界的群星闪耀奠定了基础，人们不满足于部分平等权利的获得，而是系统性地挑战传统文人社会秩序，以批判态度审视经典的“法国理论”，关注同质性中的异质性成分，同时探索现实以外的异世界。

近年来，这种致力于呈现法国历史“另类面相”的做法不仅出现在学界及出版行业，也流行于媒体、影视和文艺创作，其意在通过展示上流社会与底层生活的交织，以一种新视角去理解传统认知中的名人轶事。从奥赛博物馆的妓院主题画展到马吉拉高定秀场（2024），再到大火的法剧《青年伏尔泰》和《梅尔特伊》，人们乐于看到历史人物世俗、功利、不为人知的一面，并试图通过那些看似荒唐、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来窥探文明社会表象之下的运行规则与潜藏逻辑。

作为一个英国人，沃森勇于接续法国心态史的伟大传统，试图以一部脸谱化的文人版“秘史”，讲述权贵、名流、学者、掮客所组成的社交网络及其为法国社会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他看来，任何时期社会文化的上游与下游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法国人传统上注重阅读、写作、谈话艺术与社交活动，这也容易将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人、事、物融为一炉。“丑闻缠身的致命女人与这片土地上最杰出的人士也能谈笑风生”；为公众发声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可能嗜赌、嫖娼、好色成性；一度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也能以“卑贱的人生”唤起整个社会的感官兴趣，甚至因此“登堂入室”……无论怎样，在法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知识”，只有达朗贝尔所说的固执己见之人的“嘈杂混合体”。

原标题：《“两个世界”：一份法兰西思想史的阅读指南》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