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清华新林院8号，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1946年至1954年间居住的地方，它见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鲜为人知的是，《北平文物建筑保护目录》《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也是在这里酝酿、问世的。2021年，新林院8号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3年被列入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清华新林院8号旧影

1952年9月14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新林院8号客厅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

　　“午后茶聚”的新场所

　　1946年，饱经战乱、长期受肺病折磨的林徽因终于告别流亡生活，回到阔别将近十年的北平。不久，清华大学工学院增设营建学系（即后来的建筑系），梁思成被任命为系主任。同年10月，林徽因搬入清华新林院8号，此时梁思成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建筑艺术，并应普林斯顿大学之邀参加翌年4月举办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同时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新林院位于清华园南部，建于1934年，原为清华大学早期教授住宅区“新南院”，抗战胜利后，朱自清提议更名为“新林院”。新林院8号为单层砖木结构，坡屋顶，正房前檐砌出拱形雨棚。院落周围以低矮的砖垛围合，院内花木扶疏，环境静谧幽雅。林徽因精心布置，屋内设有起居室、书房，客厅呈长方形，北半部兼作餐厅，靠窗放置了一个大沙发，另有一组小沙发。西墙设有矮书柜，摆放着几件金石佛像，以及白色的小陶猪和马头摆件，书柜上还有林徽因早年与父亲在英国的合影。窗帘和沙发罩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制作而成，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铺着苗族手工绣制的黑线挑花白土布，朴素而高雅。

　　林徽因写信给美国好友费慰梅：“这是我乔迁新屋后，在全新的环境中提笔对外写出的第一封信。我想告诉你——能有这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真让人兴奋。”“晚秋时节，看着一串串流动的光束飘洒在屋内的家具上，即便是些廉价的日式桌椅橱柜，老式的旧沙发，经过我的一番精心布置和点缀，整座房屋已然显得明媚动人，它可以很骄傲地示人。”

　　很快，这里就恢复了抗战前北总布胡同时期“下午茶聚”的传统。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诸如金岳霖、陈岱孙、钱端升、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等老朋友，外语系的王佐良、周珏良，以及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师生不请自来。林徽因依旧是茶聚的中心。他们话题广泛，内容随意，气氛融洽，金岳霖聊哲学，张奚若谈政治，邓以蛰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吴良镛形容这里是一个学术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

　　梁家女儿梁再冰那时已在北大读书，每个周末都会回到新林院8号，她发现家里成了一个聚会中心：“他们非常喜欢同妈妈就中外文学交流，妈妈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知当时文学思潮的一些新动向。我也是在他们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艾略特的名字。”

　　当年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汪国瑜回忆：“在这个下午茶的沙龙聚会上，我们常常吃到他们家里自制的点心，大家边唱边吃边谈，极有品位。那时林先生因身体关系常常是躺在客厅旁她的卧室里，有时当大家谈到情绪高昂时，林先生就不顾她虚弱的身体下床参加，她的到来会使当时的气氛愈加欢快，我们常常是只能听她讲，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滔滔不绝，别人是很难插上嘴的。”

　　新中国国徽的“诞生地”

　　1946年梁思成赴美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筹备工作就落到了吴良镛和林徽因等人的肩上。他们在新林院8号反复交流、研究、探讨，吴良镛后来感慨地说：“她（林徽因）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

　　1948年底的一天晚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人民解放军13兵团的两名干部造访新林院8号，请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北平地图上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区域，以免解放军攻城时损毁古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既诧异又惊喜，正是这一晚，“他们和共产党的感情一下子就亲密起来了”。不久，他们编绘了《北平文物建筑保护目录》。

　　全国解放前夕，梁思成、林徽因又组织清华营建学系师生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编写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全册共四百多个条目，重点加圈的近两百条，每个条目下都附有该文物建筑的所在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意义和价值。林徽因对所有条目一一审核，在扉页的说明中特别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这本册子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各大部队的作战必备。

　　1949年7月1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10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国徽设计小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新林院8号成了设计小组的绘图室和会议室，客厅中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师生们围着讨论、设计、修改。梁再冰回忆，屋子里铺天盖地都是图纸，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红色、金色的国徽图稿，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营建学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往日的午后茶聚成了浓厚的“国徽氛围”。

　　1950年6月11日，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与中央美术学院两套国徽方案，周恩来总理提出融合两组方案优点、优化完善的要求。

　　第二天起，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在新林院8号集中办公，大家用了数天时间，几经讨论，修改、绘制了一幅新的设计图案，梁思成、林徽因共同起草了具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设计说明书。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该国徽方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正式核准通过，国徽图案最终确立。

　　1952年，梁思成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建筑设计组组长，负责纪念碑的整体设计；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担任碑座和碑身的花圈、花环、花纹等雕饰图案的设计。凝聚他们智慧、心血和艺术才华的设计方案，最后同样获得审议通过。新林院8号因此被誉为“红色客厅”。

　　从诗歌创作到古建保护

　　1947年底，林徽因住院做了肾（一侧）切除手术。第二年春节，她的身体逐渐康复，可以在家里简单活动。林徽因从旧稿堆里找出以前写的诗作：《昆明即景》《六点钟在下午》《写给我的大姊》《恶劣的心绪》《病中杂诗九首》等16首，作了认真修改，投寄给报纸、杂志，后来分别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副刊、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这些诗作反映了林徽因在卧病日子里，始终保持着对生死的坦然、达观。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分别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们不顾病弱之躯，积极投身北京的城市建设中，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与发展方案。1950年至1954年，他们集中写作了一系列介绍北京著名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章，表达了保留文物古建筑的观点。

　　梁思成、林徽因在《新观察》杂志1951年第二卷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中深情写道：“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

　　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达·芬奇——具有伟大远见的建筑工程师》，强调了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在《新观察》上刊发《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与莫宗江合作撰写《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建筑学报》1954年第2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全面回顾了中国建筑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

　　他们还共同翻译了苏联沃罗宁的著作《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介绍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林徽因在《译者的体会》中阐述，建筑师对于历史和后代都负有巨大的责任。梁思成、林徽因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译组，翻译了国际现代建筑学会的《城市计划大纲》，并亲自写序。

　　此外，林徽因撰写了《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新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二期），介绍了天安门广场和千步廊、团城、北海白塔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又以《我们的首都》为总题，撰写了11篇系列文章，分别介绍了中山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故宫，连载于《新观察》半月刊1952年1月至6月。（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