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吴  刚  韦宝威

　　重视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在孤军转战、强敌紧逼、地域闭塞、民情复杂的艰难条件下，红二十五军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与鼎力支持，书写了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革命篇章。

　　重塑红军形象

　　长期深陷反动军阀、土豪劣绅与土匪势力的层层盘踞和残酷压榨，百姓深受其害、民不聊生。为彻底隔绝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动势力肆意散布虚假谣言、刻意妖魔化抹黑红军。加之当地群众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工农红军，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全然不了解，内心普遍充斥着恐慌与猜忌。因此，红军过境时常出现“村村空无一人、百姓四散逃亡”的局面。群众工作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面对这种困境，红二十五军坚持“兵马未动，政策先行”，通过多元务实、贴近群众的宣传方式破除谣言谬误、宣讲革命宗旨，消解群众的疑虑。

　　1934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正式布告，旗帜鲜明亮明红军使命与政治主张。布告明确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工农子弟兵，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劳苦大众。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妄图覆灭中华的危局，直指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压榨百姓的罪行，阐明红军北上的双重使命：一是奔赴前线抗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二是深入陕地帮扶穷苦群众、解除百姓冻饿剥削之苦。

　　布告立足群众切身利益，明确宣告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粮食财物，无偿分配给贫苦百姓；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焚烧地主契约债据；助力工人涨薪、帮助农民分得土地；保障合法商业自由，保护中小商户正常经营；优待起义、投诚的白军士兵，给予安家补助或返乡路费。同时，公开承诺“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以坦诚姿态彰显红军为民初心。此外，布告还发出统战号召，欢迎进步军队订立抗日协定，吸纳穷苦百姓参军入伍。

　　在伏牛山转战期间，当地兵匪混杂、乱象丛生，百姓常年遭受匪患侵扰，对过境武装十分抵触排斥。面对“见不着群众”的困境，军政委吴焕先提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群众工作理念，要求部队即便无人相见，也要严守规矩，以模范行动留下红军好口碑。全军上下掀起政治宣传热潮，摒弃生硬说教模式，由省委秘书长郑位三编写通俗顺口溜，宣传队每经一座围寨、每到一处村落，便高声宣讲：“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道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通俗易懂的话语有效消解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同时，部队坚持政治优先、隐忍克制，面对地方围寨武装的无端袭扰，不纠缠、不对抗，全力争取群众信任。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进驻庾家河前夕，反动谣言再度肆虐，谎称红军是“血脸红头发、指甲两尺长”的怪物，致使全镇百姓纷纷避逃。为彻底击碎谣言，吴焕先与郑位三连夜起草《什么是红军》宣传传单。12月10日庾家河赶集当日，军政治部全员出动，广泛张贴、散发传单。这份400字的通俗文告，直白阐释红军的阶级属性、人员构成、革命任务与群众政策，明确告知群众红军由工农贫民士兵组成，专为穷人打土豪、免捐税、谋生存，同时公开全国红军规模与朱德总司令的领导地位，用事实破除妖魔化谎言。精准高效的宣传工作，扭转了群众认知，让当地百姓第一次清晰认识到，红军是为民谋利、救国救民的正义之师。也正是扎实的宣传铺垫，让普通百姓陈廷贤深受感召，冒着危险为红军引路脱险，其事迹被载入军史。

　　严守铁的纪律

　　红二十五军始终遵守群众纪律，严格践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真心为民的实际行动，逐步赢得群众的信任。无论行军多么仓促、物资多么匮乏，部队始终坚守底线，用铁的纪律树立起红军的良好形象。

　　长征途经桐柏月河、金桥一带时，红二十五军粮草已耗尽，部队给养陷入极度困境。时值11月，金桥村晾晒场堆满村民秋收的玉米棒子，红军战士饥饿难耐，却始终严守纪律，全员静坐于晾晒场周边，全程无人触碰、无人私取，直至部队撤离，场上玉米分毫未少。红军自律自重、爱民守纪，打消了群众的顾虑，百姓纷纷主动捐献家中存粮，帮助红军转战突围。

　　红军不仅严守纪律、不扰百姓，更体恤民苦。在转战红岩寺、凤凰嘴、镇安、山阳等地时，当地百姓极度贫苦，不少十六七岁的贫家女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跪地祈求帮扶。红军战士感同身受、心生恻隐，因部队规定五百文以上浮财一律交公，战士们无钱接济群众，便纷纷脱下自身衣物，赠予贫苦女孩御寒。红军的爱民之举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大批青壮年深受感召，主动报名参军，仅山阳小河口一带就新增三百余名战士，队伍力量快速扩充。

　　针对部队扩招后新兵素质参差不齐、偶发违纪问题，红二十五军狠抓作风建设与思想教育。部队途经卢氏县时，出现个别小战士私摘群众柿饼、私拿百姓草鞋的违纪现象，为杜绝此类问题，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刘华清合作，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为朗朗上口的革命歌曲，在全军广泛教唱，用歌声浸润初心、用纪律规范言行，引导红军战士守纪爱民。龙驹寨两名战士违反群众纪律，部队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开严肃处置，以铁面执纪的决心捍卫军民关系，让百姓真切看到红军执纪如山的鲜明态度。

　　在民族工作领域，红二十五军更是以精准政策与赤诚之心，书写了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1935年8月，部队进驻陇东兴隆镇等回族聚居区，吴焕先政委坚持政策先行、尊重为先，在深入调研回族习俗与宗教信仰后，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部队将政策写成大字标语沿街张贴，军领导邀请阿訇、乡老座谈，拜访清真寺并赠送“德高望重”匾额，借此消除民族隔阂。红军战士主动为群众担水扫院、秋毫无犯。短短数日，外逃群众纷纷返家，商铺重新开张，回族群众主动回拜红军、赠送肥羊与“劳苦功高”锦旗，大批青年踊跃参军，“红军和回民是一家人”的佳话传遍陇东。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途经此地时，高度称赞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好”。

　　维护群众利益

　　群众工作的核心是维护群众利益，红二十五军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以实打实的惠民政策，让穷苦百姓切实感受到红军是“自家的队伍”。针对沿途群众饱受苛捐杂税、高利贷、繁重劳役的压迫，部队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直击群众最迫切的诉求，迅速点燃革命热情。每到一地，红军坚决打击豪绅地主，没收其粮食、衣物、财产，连夜悄悄送到不敢公开领物资的贫苦群众家中，让“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困难群众吃上粮、穿上衣，群众自发传颂红军是“活神兵”。

　　为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群众生计，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20日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布告，明确区分反革命与守法商户，保护中小商人合法经营，免除资本300元以下商户税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与厘金关卡，以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活跃市场、惠及百姓。对待被俘白军士兵，部队坚持政策：愿回家者发放路费，愿留者欢迎参加红军，充分体现阶级友爱与革命胸怀，大批士兵因此弃暗投明，壮大革命力量。这些紧扣民心的政策，让群众从“怕红军、躲红军”转变为“迎红军、帮红军”，为根据地创建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凝聚革命力量

　　在赢得群众信任的基础上，红二十五军着力把分散的民众力量组织起来，将革命热情转化为斗争力量。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过程中，部队积极团结改造“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自发武装，教育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抽调骨干组建鄂陕游击师，随后成立陕南抗捐第一军，在镇安、山阳、郧西等地广泛发动群众，摧毁保甲、消灭民团、镇压土豪，建立基层革命政权。

　　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军加快根据地建设步伐，先后成立鄂陕、豫陕特委及多个县工委，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组建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土地分配、优待军属、干部培训等工作。各地游击师主动配合主力红军，割电线、断交通、侦察敌情、阻击追兵、护送伤员、筹备军需，成为红军的坚强后盾。至1935年5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覆盖人口近50万、耕地90多万亩，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至3700余人，地方武装达2000多人，在南方根据地普遍受挫的形势下，开辟出稳固的北方红色阵地，与川陕、陕甘根据地互为犄角，有力推动北方革命浪潮高涨。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孤军远征、强敌环伺的绝境中，扎实的群众工作、深厚的军民情谊成为部队的坚实屏障，助力红军一次次冲破围困，最终胜利完成长征。

　　（作者单位：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