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1982年底，时年81岁的吴文藻，在《晋阳学刊》当年第6期上发表了《吴文藻自传》一文。大约三年后，1985年9月24日，吴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4岁。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可以说是吴先生对自己生平最系统、最慎重的总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仍然雄心勃勃地说：

　　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现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在吴先生去世一年之后，冰心先生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多少带点“嗔怪”地写到了吴先生的这篇自传。她说，这篇自传里讲的是：

　　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冰心先生在许多其他文章里讲述吴先生时，常用“书呆子”这个词。她在此处的这番强调也是这个意思。这与吴先生在自传最后的自陈心迹一起，极为传神地表达出他的人格气质。

　　从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百年历史来看，吴先生更广为人知的贡献在于他对这门学问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建设，以及用心良苦的布局和指导。他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并对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精心设计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苦心孤诣地培养了诸多社会学人才；他积极奔走于世界各国学术界，既宣传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也为中国学界引入新知识。他阐幽抉微，精研世界各国社会学流派，取长补短，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先河。在生命的后半期，他又和费孝通等人开展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研究，“在整个民族学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与冰心先生等人共同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如此种种，都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而且在更为广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地位。

　　吴先生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遭遇了日军侵华。在南下任教于云南大学后不久，他又出于各种原因离开学界，前往重庆，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主要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此后，虽然他依然关心和支持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但是研究方面的许多设想和计划更多是由他的学生完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先生作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二组的组长，前往日本处理日本战后受降事宜，而他真正的心愿则是将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型社会调研场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日本，他依然不失学者本色，在工作之余，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当时日本的社会与文化状况。

　　在日期间，吴先生逐渐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做好了回国的计划，最终在1951年携全家回到了祖国。在回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历经诸多磨难，但是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以认真的态度面对一切，保持真诚的思考，坚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积极投身社会学的重建工作，真正展现了一位学者的本色。虽然吴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但他极具代表性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早已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生命成为比他的著作更好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文本。

　　在这部传记中，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他前半生的著述和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一位学者的本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