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 李青

　　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中华文明曾以其璀璨的科技成就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其中，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明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四大发明的历史地位有所认知，但关于其如何作为关键性的“文明互鉴”媒介，具体而深入地参与到欧洲社会变革与近代科学兴起的结构性进程之中，如作用机制、路径与程度等，仍存在进一步深化认识的空间。

　　造纸术西传与欧洲知识载体的革新

　　纸张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纸张的发明和造纸术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历史记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造纸术的西传，彻底打破了此前欧洲书写材料昂贵、稀缺、笨重的局限，为知识普及、文化复兴与近代文明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欧洲在引进中国造纸术时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前夕，在此之前中世纪的欧洲主要以羊皮和莎草纸为书写材料。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欧洲开始直接学习中国的造纸技术，而不再经过阿拉伯。来华耶稣会士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介绍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例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中国造纸技术。当时法国财政大臣、经济学家杜尔阁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后，为了进一步掌握技术细节，1754年他约见了几名在法国留学准备回国的中国青年高雷思、杨德望等人，要求他们回国后了解52项中国的技术，其中有3项是关于中国造纸技术的。这些青年回国后购买了杜尔阁希望得到的中国抄纸帘、各种造纸的原料和纸样，连同技术说明和原材料运回法国。1840年，法国汉学家儒莲将中国古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中的《杀青》等有关造纸的章节译成了法文。这些吸纳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及欧洲造纸术的发展，让欧洲对造纸所用的原料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解决了造纸原料匮乏的问题。

　　当纸张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印刷纸本成为普遍而廉价的商品时，教育也随之兴起，书籍亦得以出版并走向千家万户。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使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桎梏难以再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到19世纪中期，中国造纸术已传入欧洲、美洲、大洋洲，中国这一发明成果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所共享，有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印刷术西传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民族语言的发展

　　12—13世纪，欧洲不少国家通过阿拉伯世界引进了中国造纸技术，但各种读物仍是手抄本，随着文化的发展、宗教的传播，手抄本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因而有了印刷术产生的条件和温床。而当时的中国元、明两代正是印刷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由此中国和欧洲之间开始建立印刷术的传播通道。

　　元代，中国和欧洲交通便利，罗马教宗先后派法国人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到东方，并到达蒙古境内。他们返回欧洲后，都记载了中国的印刷技术。欧洲虽然在罗马时代就有印章和织物印染，但长期以来没有转变为复制印书的印刷技术。直到1350—1400年中国印刷术传入后，真正意义上的印刷行业方在欧洲诞生。因此，历史学家卡特认为“在欧洲木板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文艺复兴是欧洲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造纸术和印刷术为其提供了物质的条件。1085年，欧洲十字军攻陷穆斯林统治的托莱多城时，发现了大量的阿拉伯文纸本写本，其中包括希腊人著作的译本，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雷蒙德主教筹办了翻译机构，招揽懂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1125年—1280年，先后翻译出版了80种阿拉伯文的著作，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著作的译本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有了印刷术，这些新书籍得以快速传播，人们的知识爆炸式地增长，新的知识、新的文明、新的思想最终促进了学术的复兴和文化的复兴。法国学者费雷德里克·巴比耶指出：“在15世纪80年代，由于印刷书的出现，手写书大多被弃之一旁；随后，在16世纪初，印刷书最终摆脱了手写书的具体形式的束缚，受众的增加导致了图书种类越来越丰富、文本的新的分布方式和此后可能进入的另一个层次的阅读。”

　　印刷术对文艺复兴的另一作用就是推动了欧洲民族语言的发展。中世纪欧洲，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时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不多，绝大多数是教会的神职人员。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处于分裂状态。查理曼帝国（751—843）解体后，分出了德、意、法三个民族国家的雏形。民族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民族语言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纸张和印刷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物质条件后，以民族语言形式出版的读物开始猛增，作家用民族语言写作，也受到本民族的欢迎。因此，欧洲真正的文学应是从14—15世纪的印本书开始的。

　　火药技术西传与欧洲军事和社会变革

　　在欧洲历史上最早记载火药的是罗杰·培根，他在《大论》《小论》《三论》中均提到了火器和硝石提炼的方法。培根的火药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历史背景来说，显然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中国的元朝。许多火器史研究专家认为，1245年—1255年元代中西交通便利，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东方，这些“访华归来的培根的教友将带回的一包小型中国纸炮送给他作为样品供他研究，同时还为他提供口头说明，而事实上培根真的据此做起实验”。

　　中国火药的西传对欧洲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火药和火器的使用使战争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变。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传入西欧，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战争的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1453年的春天，奥斯曼军队在围攻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时使用乌尔班大炮获得了胜利。这座曾经无数次抵御了异族入侵的伟大城市，最终屈服于新兴的火器。正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

　　其二，火药和火器的使用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破封建贵族统治，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斗争的武器。欧洲第一场由火炮发挥关键作用的战争发生在低地国家，是在1382年5月3日的佛兰德尔手工业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战斗中。火药和大炮的出现摧毁了贵族赖以保持其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城堡，因为这些火炮“造价昂贵，只有自由城市和拥有巨大税收来源的君主才能获得”，而火器的发展，又成为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的武器。

　　其三，火药和火器的传入带动了蒸汽机的发明，推动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英国学者贝尔纳第一次提出，蒸汽机以及后来内燃机准确地说是大炮的后代。意大利学者华嘉也赞成贝尔纳的看法，他认为，“火药和大炮不只炸碎了中古时代的经济世界和政治世界；它们更是毁灭了中古世界的思想体系的两股主力。因此，中国火药的西传绝不仅仅是引起了欧洲的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欧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欧洲走向领先的地位。”

　　指南针西传与地理大发现

　　欧洲最早的指南针是在12世纪出现的，它是按照中国的技术制造的。最早记载指南针的是亚历山大·尼坎姆，他在《论自然界的性质》一书中提及。到13世纪欧洲在航海中已经开始使用指南针，法国诗人居约在一首长诗中提到了舟师们在航海时使用指南针。潘吉星先生认为，居约诗中所描述的指南针，“显而易见，12—13世纪的欧洲早期航海罗盘是中国早就用过的水罗盘。其制造方法与中国一样，将经过磁石感应的铁针横穿在植物光滑的茎秆中，再漂浮在刻有方向的罗盘中间的圆形水槽（中国古时称‘天池’）内，当磁针停止转动时，其两端便分别指向南北”。12世纪以前，在欧洲的文献中找不到关于磁石有指极性的记载，这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磁盘导航也要晚于中国100年。因此，恩格斯明确地说，磁针、印刷、活字和麻纸都是来自中国的发明，在欧洲古代从来没有过。“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1180年左右。”正是得益于从中国引进的指南针、船尾舵和水密隔舱，欧洲人才驶出地中海。

　　四大发明作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古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通过各种途径经过阿拉伯世界这个中介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从而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就是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四大发明的历史性总结。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