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2026年3月出版的《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是考古学家陈雍先生三十余年学术思想的系统呈现。这部著作超越了个人论文集的范畴，其独特的编排体例与深邃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天津城市历史的“观看”视角。

　　全书以“问津”为纲，后四章“访山”“探河”“寻城”“踏海”，为读者铺陈开一条天津辖域内“从燕山走向渤海”的空间路径：“最北端是燕山南麓的蓟州山地，中部为京杭大运河贯穿的冲积平原，核心在三岔河口的城市聚落，东部面向渤海之滨”。书中还揭示了其分布规律：“年代越古老的遗存，越靠近燕山；年代越晚近的遗存，越接近渤海。”

　　这样的空间纵深，让人不禁产生了疑问：为何大众熟知的天津历史，是从明代“设卫筑城”讲起？考古学的视野，却望向古老的燕山？其实，这体现了两种认知历史的根本分野：我们熟悉的天津六百多年“建城史”，依据的是传统历史学对“建置”的文献记载；而考古学发掘研究的依据，是天津辖域内最初人类活动的物质痕迹。

　　在考古学的认知视角下，城市空间路径的更迭，宛如一个人的生命史。它的“童年”蹒跚于燕山南麓的旧石器时代；它的“少年”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平原上，学会定居与耕作；青年期，以“卫城”之名快速成型，骨骼变得坚硬；及至“壮年”，则拥抱渤海，汇入广阔的世界海洋文明网络。而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是“自然地理变迁和国家军事、漕运、海防需求的共同作用。”

　　这也让我们辨清了，“建城史”与“城市生命史”是不同维度的两种叙事。前者讲述的是城市“成年”后的简历，而“城市生命史”则通过考古学的叩问地层，补齐了其“童年”与“少年”的成长档案。

　　然而，建立“城市生命史”档案，需要扎实的学术预判和持久的实践毅力。在书中，作者回忆了天津旧石器考古的重要节点：“1990年在天津从事考古工作，开始系统研读天津考古遗存材料，并梳理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而萌生了到天津北部找旧石器，在天津东部搞海岸线变迁的想法。”

　　“2005年春天，调查工作终于启动，并且一下子找到了27处旧石器地点”，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曾经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发现填补了以省、直辖市为单位的旧石器考古的空白。这不单在天津的旧石器考古上，乃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5年，新发现旧石器地点14处，采集石制品千余件。”当这些遗存年代测定为十万年至一万年时，不知这些“上山下海”的考古人，笑声与泪水哪个更多？

　　至今，经过天津几代考古人七十余载的不懈努力，一部远比文献记载悠久的天津城市考古档案已然汇集成帙：“十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四千多年文明史、千年以上城市史，一百多年近代化史和革命斗争史。”由此，“天津故事”不再只是地方掌故，而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构建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地方性表达。

　　文本的意义，唯有在读者的阅读中才真正发生。而这部书在字里行间，还留下许多思考空间，等待读者带着自身的知识、经验，去完成自己对“天津城市生命史”的理解。

　　同样，一座城市的意义，也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建构——考古人发掘物质遗存，媒体人传播大众，学生走进博物馆，孩子站在遗址前发问。每一个人都是续写这座城市故事的执笔人，因为城市的根基，远比我们已知的更为深厚，而城市的生命史，也远没有讲完……

　　（作者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纪录片导演、民进天津市委会艺术与出版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