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 钰 高福进

　　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该书纵贯千年历史，聚焦国家兴衰与民生休戚，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其中关于修身立德、惠民为民、守信立政、循理决策的论述，历久弥新，为当代为政者加强修养、求真务实、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由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纵贯千年历史，囊括十六朝代，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编年体通史。它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被后世奉为“帝王之书”“治平之准绳”。《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历久弥新，为后世为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治理之基在于修“身”，为政者应在加强道德修养中筑牢拒腐防线。《资治通鉴》开篇即论“才德之辨”。司马光在记述智伯之亡时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将德才关系比作帅与资，强调德行是统领才能的根本，并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用人若不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无才，尚可驾驭；小人挟才为恶，祸害无穷。历史上多少权谋之士，凭才智一时得势，如汉朝的董卓、唐朝的李林甫，终因德行不配而身败名裂。反观那些被后世敬仰的贤臣良相，无一不是以德立身、以德服人。若德不配位，成就愈大，可能离民众愈远，甚至走向民众的对立面。因此，为政者必须不断把修身律己作为基本功，常扫思想灰尘，常祛心灵污垢，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德正方能政通，德厚方能流光。为政者应在慎独慎微中锤炼品格，才能在面对诱惑时稳得住心神，在面对名利时守得住底线，真正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以高尚的人格力量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治理之本在于惠“民”，为政者应在恪守为民宗旨中书写答卷。民心向背与国家兴衰的深刻关联，是贯穿《资治通鉴》的一条主线。司马光通过梳理千年历史兴衰，揭示出政权的根基在民，民心的得失决定国运的盛衰。书中记载唐太宗与魏征的一段对话，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唐太宗问：“朕欲营一殿，材已具，鉴秦之弊，当止。”魏征对曰：“臣闻‘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段对话形象地说明统治者与民众的依存关系，爱民则国兴，而损害民众利益，最终必然危及统治者自身。秦以严刑峻法失去民心，统一六国的伟业不过二世便轰然倒塌；汉武帝晚年幡然醒悟，颁“轮台罪己诏”调整国策，与民休息，方使汉祚得以延续。贾谊《过秦论》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民心如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千年历史凝结的真理。为政者须清醒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应民心，人民始终是国家事业发展的深厚根基。唯有始终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筑牢执政根基，为国家发展凝聚万众伟力。

　　治理之要在于守“信”，为政者应在坚持求真务实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业绩必须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容不得半点虚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商鞅“徙木立信”时提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他将“信”视为国家运行的根本宝藏。守信则令行禁止，失信则政令难行。自古及今，那些能够成就大业的君主，无不以诚信立国，未有失信于民而能长治久安者，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的统治者，往往导致上下离心、政事废弛。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皆能成就霸业。反之，周幽王举烽火以戏诸侯，失信于天下，终致身死国破，沦为天下笑柄。唐太宗曾言：“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言。”为政者出一令，必度其可行而后颁；举一事，必期其可成而后动，以实心行实政，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治理之法在于循“理”，为政者应在尊重客观规律中提升决策能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强调“顺理而动”的重要性，提出：“夫理者，天下之公器也……顺理而动，虽微必达；逆理而行，虽强必灭。”所谓“理”，即事物发展之客观规律，社会运行之自然法则。成就事业，就需要依据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来办事，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终将酿成大乱。书中记载，王莽违背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推行理想化的改革，频繁改币，最终导致民困国危。隋炀帝恃才傲物，急功近利，滥用民力，违背了休养生息的规律，导致身死国灭。这些都是逆理而行的明证，启示为政者必须先深入研究事物的实际，体察民情，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才能把对策提实。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找准方向，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关键，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才能事半功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资治通鉴》虽成书至今已近千年，但那些关于修身、惠民、守信、循理的为政智慧，依然闪耀着穿越时空的光芒。重温《资治通鉴》，不是为了照搬古人的做法，而是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从千年的兴衰更替中汲取经世致用之道，将传统治国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不负时代重托、不负人民期待的辉煌成就。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礼仪源流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