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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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李 筱

　　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237万人。这个数字仍在持续攀升，预计到2038年，将有1673万人走出校门。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会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刘筱敏关注到了高校招生与生育率之间的联系：高校招生的峰值省份，与人口出生率的谷值省份高度重叠；而高校招生的谷值省份，则与人口出生率的峰值省份相对应。在她看来，这并非巧合——初入职场的黄金时期，恰好与传统婚育年龄重叠，两者形成了激烈的资源竞争。

　　高校毕业生数量迎来高峰期的同时，技术变革也在加速重塑就业市场。刘筱敏调研发现，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供给有限，而70%的毕业生优先选择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工作，人力资源高度集中加剧了竞争；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就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不完全适配，导致就业难度增大，“慢就业”形态出现。

　　竞争压力和延迟就业也在降低婚育意愿。“高校毕业生面临收入不确定、职业不稳定、35岁危机前置的困境，连自身生活都难以保障，更不愿承担家庭和育儿风险。”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她建议将教育与人口政策、就业与生育政策相衔接。

　　刘筱敏表示，高等教育政策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全面提升毕业生适应未来就业环境的综合能力。

　　在就业引导方面，她建议对到非一线城市并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优惠政策，包括安家补贴、婚育补贴等。

　　住房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刘筱敏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在租房、购房方面给予减免税费、降低贷款利率等优惠措施，同时优化城市托幼、中小学校布局，均衡师资水平，减轻住房及教育成本。

　　她呼吁破解高校“非升即走”和各单位招聘中的年龄门槛困境，形成友好适度的工作环境，缓解35岁前的焦虑压力和35岁后的失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