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是极少数能够超越国族认同、呼吁和平的人士之一，这很难得，但他的抉择过程，也很能反映一战前欧洲顶尖的文艺人士们的心路。

罗曼·罗兰的160岁生日很寂寞：今年1月29日，那天似乎没听说什么纪念活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看来是过气了，在中文世界，甚至它的中文译者傅雷受关注都更多一些。法国有一个文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安妮·埃尔诺还是最近的获奖者之一，尽管如此，这类奖项在法国及在其他的“文学国家”也都早已过剩。

罗曼·罗兰的文字，过去中文翻译得很多，除小说外，他有巨量篇幅的日记，书信、政论、宣言和公开信、散文随笔、有游记，还写过像《甘地传》《巨人传》这样的传记。《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很多年里中国人热爱的励志巨作，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犹如姊妹篇。当年，围绕小说的“周边”，即作家自己写下的创作手记等，都有翻译，也很容易读到。罗兰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本人，用心地生活，努力去爱和被爱，以创造伟大作品为志业，克服病痛，不断突破原有的自己。《约翰·克里斯朵夫》写于1904~1912年，打开同期问世的其他深受浪漫主义风格影响的作品，如赫尔曼·黑塞的《彼得·卡门青》《在轮下》等，能看到很多共通的表达方式和感受力。

1915年，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主要肯定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价值，然而这个奖还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选择，因为那时欧洲处在一战期间，战争挟持了所有人，包括按理说最具独立性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罗兰是极少数能够超越国族认同、呼吁和平的人士之一，这很难得，但他的抉择过程，也很能反映一战前欧洲顶尖的文艺人士们的心路。

德雷福斯事件与流量

罗兰生于1866年，他步入成熟时，正逢19世纪的尾声。那时的欧洲恰好已经历了20多年的“长和平”，自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本土就没有发生过战事。然而，1894年后，德雷福斯事件渐成热点。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被指控与德国之间有勾结，犯下了叛国罪。围绕这件事，法国人开始站队，支持惩罚德雷福斯的人，嚷嚷着要一并揪出藏在军队里的所有邪恶分子，恢复法国的荣光；而为德雷福斯喊冤的人，则说军队、政府和教会都早已腐败透顶，只会陷害好人，践踏世间更大的公道。

显然，立场抉择无关乎“就事论事”，只在于个体内心所信的“真相”。政客和投机分子都看到了机会，时评家开足马力，印刷厂昼夜印刷。那时法国政府很软弱，而新闻媒体又正在兴起，任何人，只要有钱、有人手、有一套想要推出的观点，都可以一夜之间创立一份报纸，或者设法把观点散布得人人皆知，聚起一个自己的山头。同行绝交，朋友翻脸，亲人对立。那时讽刺类报纸上登载这样的漫画：一家人好好地吃着饭，有人提了一句德雷福斯，下一个场景就是一屋子全乱了，杯盘满地，父母子女打作一团，就连仆人之间也是你一拳我一脚。

文化人以卓越的表达力见长，故而跃跃欲试者众多。那么罗曼·罗兰支持哪一方呢？他又做了点什么？

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幸运，没有介入双方互不谅解的疯狂情绪和错误之中。我的家庭使我进入了一个诚实的法国市民阶层。扎根于土地，家境清贫，具有良心，精神境界相当有限，但有高度的荣誉感……”

他接着写道，他父母和其他长辈都是爱国者，“决不允许对正义或军队有这样那样的怀疑”，可是他当时已结婚，妻子是犹太人，因此他熟悉法国的犹太社会，他们非常团结，“以愤慨的信念为其种族的兄弟鸣冤”——意思就是为德雷福斯申辩。

所以，罗兰同时了解对立双方的情绪。他从而获得了一个不选边不站队的视角——一个超越纷争的视角。

1898年，罗兰是活跃在巴黎的众多作家之一，他写的主要是剧本。戏剧在法国最热门，戏剧可以切入时事，传播观点，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剧院更成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场所。罗曼·罗兰用了6天时间写了一个剧本，叫做《群狼》，展现了法国当时的撕裂状况，但没有明确支持哪一边。作为一个对古典音乐和戏剧都非常精通的人，罗兰把剧中人放在一出古典悲剧的困境之中：他们要在爱国和正义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群狼》的故事，用了现实中正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作为角色。5月18日，《群狼》在巴黎的创作剧院首演，现场座无虚席，互相对立的阵营都有核心人物到场，而多数到场的成员，都是准备好了来闹事或充当打手的。演到一半时，剧场观众果然大爆发，口号此起彼伏，喝彩的、喝倒彩的，喊“打倒国家！打倒军队！”的，喊“国家万岁！军队万岁！”的，双方旗鼓相当。

罗曼·罗兰知道自己踩到了时代的“风口”——一部剧火了，他也该起飞了。这种火，和我们今天的见闻感受几无区别：首先，有多少人捧，就有多少人踩，“黑红也是红”，喜闻乐见的是报纸和无聊大众；其次，不论捧的还是踩的，都不会针对戏剧情节和表演本身，而是在摆立场，在借题重申自己的拥护和讨伐。罗兰心中的激动，不亚于在今日一夜之间收获数十万流量后的心情，他这样回忆自己当上“网红”的时刻：

“我怀着好奇心，睁大眼睛扫视着通道，在乐池后面无动于衷，就好像一切与我无关似的（其实这不是我的本心！）在这吵闹声中，我就像鱼儿在水中一样悠闲踱步。从争吵的一开始，我就对自己说：‘我搞糊涂了……这出戏很倒霉。但真正的戏是在这个演出大厅里。我目睹了历史在咆哮……’”

32岁的罗曼·罗兰，认为自己目睹了历史时刻。他的戏切中了热点，掀起了更大的议论声浪，那无疑意味着他自己将得到更多的机会。在那时法国的文人界，已经有一个人做出了榜样，他就是左拉。左拉本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1897年，出版商刚刚为他完成的20卷煌煌编年史“卢贡-马卡尔家族”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晚宴，转过年来，他以一篇4000字的“我控诉”，彻底“出圈”，成为整个欧洲都为之瞩目的公众人物。2月，左拉如愿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在法庭上发表演讲，指控军方的腐败，为德雷福斯鸣不平。他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勇气，然而毫无疑问，这也是这位文坛老江湖在精心考量下做出的抉择。

30万份刊载“我控诉”的报纸一卖而空，看到头版大字“J’ACCUSE！”（法语“我控诉！”）满街飞，一部分人挥拳欢呼胜利，另一部分人当街焚烧报纸——连同左拉的肖像。无论未来的历史如何评价，哪个作家不盼着有生之年有这样的一刻？以文学和知识分子之名，向政治—社会的现实发声，甚至有望左右历史演进的方向。罗曼·罗兰这样雄心勃勃的新锐，看见左拉的风光，怎能不心动呢？

在《群狼》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亲眼见证一个变局，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局。我的上帝，请你给我斗争，给我敌人，给我哀嚎的人群吧！”他感谢上帝使他如愿以偿，给他带来了知名度和人脉：他认识了一位活跃的法国诗人和活动家夏尔·贝玑（此人后于1915年死于一战），后者支持他，给《群狼》出版了单行本。他果然也接到了趁热打铁的合作邀约。

拒绝流量，转向“真理”

但是，随着1899年临近，随着19世纪的尾声到来，罗兰却做出了决定：离开第一线，离开巴黎。

原因有很多，有私人方面的，如和妻子的不和，如家中挚爱长辈的病重，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罗兰心中对“超越”的执念。早在1890年，他就想以他的偶像——贝多芬为主人公，写一部长篇小说。他不仅热爱贝多芬的音乐，更决意效仿贝多芬，成为一个追求创作不朽之作的创造者。他曾记下自己萌发写这部小说的念头的时刻：在意大利罗马，在一个日暮的时刻，身边好友相伴，望着玫瑰色的城郭和山峦，耳边传来一声呼唤……

浪漫主义的那一套高调叙述，今天听来或许浮夸，不免可笑，但是信念本身依旧动人。罗兰说，他所享受并热爱的那些东西——古老的文明、城市、爱情、友谊，还有那些伟大文学作品和音乐的滋养，所有这些，最终应该通往的方向，是使他成为一个超越自己的时代，而不是被它裹挟的人。

德雷福斯事件裹挟了所有人，人们的呼吸视听，都被与这件事相关的种种信息和议论所填满，人们的喜怒也都被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所决定。左拉抓住了机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是如果目标再高一点呢？如果我希望创造的作品和我渴望的成功，并不追求一时的关注，甚至主动无视最流行的话题和趣味，那么又会如何？

罗曼·罗兰把他创作的最高目标称为“真理”。这相当于白白浪费流量，离开巴黎的剧院与观众，而真理，是他在贝多芬、歌德、荷尔德林等他最景仰的人物身上看到的、值得“对标”的追求。1904年，在离开巴黎三年之后，在经历了从呼朋唤友到离群索居的变化后，他完成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卷，借助夏尔·贝玑的出版资源，开始发表。

书中一开始就讲，我写的是贝多芬，是一个音乐家，德国人。但是，我写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是一个除非我成为他，否则我一定写不好的人。

他一共写了十卷，在8年间陆续出版，到1912年竣工。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在这些年里日趋紧张，小说也不断地因为以一个德国人（贝多芬）为原型而挨骂。世界正在发生剧变，而罗曼·罗兰，为了专心于创作，不得不把头埋在他那张小书桌上，也不得不把约翰的人格写得越来越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

法国之前绝少这样写一个人物如何长大成人的“长河小说”，这种体裁也是罗兰从德国学来的。法国的莫泊桑写过一本小说叫《一生》，但主人公走的是一条从希望到幻灭的路。而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却一直在成长，每一个阶段，困惑、反抗、愤怒、失望，他都经历，然后超越。在今天这个被游戏语言渗透的环境里，我们常用的“升级打怪”，用来形容约翰的历程也无不可。不过打怪终点不是什么“功成名就”；对罗兰来说，一个人若是寻求自我超越，就没有终点。

小说有很多缺陷，不太读文学书的人也能看出许多来，最突出的缺陷当然是“煽情”。这没有办法，深受德国18、19世纪浪漫主义崇高美学影响的人，比如赫尔曼·黑塞，其行文都有这个毛病。罗兰把自己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时政的议论加入了书中，有时加得太随意，太一根筋，缺少反讽的张力。不过他是个绝对虚心的人，在小说完成后，有朋友问他是否会为告别约翰·克里斯朵夫而难过，他说：“我听说一个伟大作品完成后，作家都会难过，就像诀别了一手养大的小孩一样，我倒是不觉得难过——肯定是因为书还不够伟大。”

他在1898年渴望的名声，在1912年后如期而至。记者、编辑部的秘书，纷纷登门求见，有跟他约访谈的，有想要他写评论的。在罗曼·罗兰眼里，来访者无一例外都冷漠傲慢，因为他们觉得，作家应该首先有求于他们媒体。可是罗兰已经告别了天真赤诚的往日。对成名成家的这一套流程，他十分厌倦。他也会说讽刺话了：“有人夸我写出了自巴尔扎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他说得好像我是个举重冠军，手里高高举起我的小说一样。”

在世界大战的年代超越战斗

结束这个大工程时，他抬眼看了看法国的情况和欧洲的局势。“敌人正在国境线后虎视眈眈。”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当然是指德国，谁也不知道战争何时会爆发，但德国——孕育了贝多芬、巴赫、歌德、荷尔德林、康德的德国——的军国主义狂热早已无需掩饰。而法国呢？自从德雷福斯事件分裂了国人，一个词正式出现了：“代沟”。下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的隔阂在加剧，父母子女之间越发无法相互理解。信息媒介的爆炸增长，大众社会的形成，加速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年轻人冲动愤世，想早早独立，长辈对下一代满口说教，却做不出道德和行为上的表率。

罗曼·罗兰用他勤奋的笔继续写书，写一部反映家庭关系恶化的小说，它会比《约翰·克里斯朵夫》更长。但是，1914年夏天开始，席卷全欧的世界大战，他是写不了的。那不是宏伟的、描绘肉身相格的古典悲剧，那是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机械绞肉机的行为。罗兰在1914年8月就到了瑞士——像他所写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住在了苏黎世，当德军朝法国、朝比利时推进的消息传来，他开始写政论、写檄文，在瑞士的报纸上，他以文章质问德军为何如此野蛮，能把炮火指向上千年的文明创造的各种伟大作品：城堡、城墙、教堂、图书馆、歌剧院……

他的一篇政论《在战斗之上》，是欧洲文化人最早发出的“和平之声”。和平，这个谁都能轻描淡写吐出的词，在那时说出来，是格外不易的。它同样需要超越的眼光，超越一国一族的立场，无视种种有关“叛国”的帽子。罗兰以自己为例，写了自己的认识的变化，希望人们能够调整一点点看事情的角度：不要眼里只看到对敌人的仇恨，而要朝“战斗之上”——朝一个超越战斗的方向——看过去一点点。

的确，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但历史给出的答复是：只有战争机器自己耗尽了能量，对文明和人的屠杀才会停下来。《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还会像以往一样，把眼光看向高处，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前往甘地的印度，前往斯大林的苏联，想看到大地上萌发的新的希望。他去世的时间是1944年。也许，那句能够唤起很多中国人的共鸣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是最适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