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莎白·柯鲁克诞辰110周年前后，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她的出生地成都举行，缅怀这位杰出的教育家、人类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

　　2025年12月12日，纪念伊莎白·柯鲁克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行；年底，大型原创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在四川大剧院连演3场。而今，一部汇聚其早年在阿坝州理县藏族村寨调查研究成果的“新著”——《尘封与重现——伊莎白早期人类学调查日记（1938—1940）》，即将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尘封与重现》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伊莎白在理县一带开展田野调查的经历，生动展现了当地独特的人文风貌与地理风情。从实地调研、资料尘封到重见天日、翻译出版，80多年的光阴倏忽而过，就连伊莎白本人也已逝世两年有余。

　　过去，谈到伊莎白的学者身份，学术界提及的往往是她在重庆完成的《兴隆场》，以及在河北完成的《十里店》。《尘封与重现》的面世，不仅为一座川西少数民族村寨留下了珍贵记录，也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人类学家伊莎白”形象。

　　伊莎白的一生，有一条清晰的轨迹：1915年出生于成都，和加拿大父母一起在华西坝成长、生活、学习；1938年硕士毕业后，在中国西南和华北地区从事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后来，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个世纪之久，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2019年9月17日，她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在其荣获“友谊勋章”后，外界关于伊莎白的文章、书籍日渐增多，一个令人困惑的“空白”也渐渐浮出水面：1938年，伊莎白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前往四川西南和岷江上游进行考察；然而，她在当地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调查记录、研究成果在哪里，鲜有相关报道。

　　这个问题，也始终萦绕在《尘封与重现》一书译注者王曙生心头。

　　1992年，从事科技翻译工作的王曙生，为翻译一项冶金科技方面的国际标准，专程到理县考察相关工厂，被当地的自然与人文风光深深吸引。后来，他多次自费赴理县开展田野调查，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工作。王曙生了解到，民国时期，不少外国学者在理县开展实地考察，伊莎白正是其中之一。

　　2021年，王曙生带着自己关于理县的相关著述，以及在当地拍摄的大量照片，前往北京拜访伊莎白，希望唤起她更多的回忆。“伊莎白说，她当时在理县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整理当初的记录材料。”

　　王曙生心头一震，感到大有文章可做。伊莎白的次子柯马凯在一旁补充道，这是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他们找了很多人帮忙，也有很多人主动相助，最终都无果而终。母亲当时已106岁，一旦离世，这些材料或将永远成为一堆废纸。

　　一只暗绿色铁皮箱，出现在王曙生眼前。箱子里，装满了伊莎白从童年时期到1941年前的大量书信、作业、笔记本、照片和手写记录文件。除此之外，最令人瞩目的是8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塞满了一页页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比“蝇头”还要小的字。

　　信封里所装的，正是1938年至1940年间，伊莎白在汉源、理县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笔记、日记、信件、考察记录等原始资料。

　　在伊莎白家中，这些沉睡了约80年的田野调查资料，第一次呈现在王曙生眼前。“当我第一眼看到它们，捧着纸张的双手禁不住微微发抖，尤其是在认出‘Anthropology Diary’（人类学日记）这些熟悉的字眼时。”

　　此前数年，已有不少人尝试整理、翻译这批资料，但无一例外全都放弃了。由于材料分类混乱、记录文字辨识和理解难度极大，所见之人都觉得英文原件的阅读实在太过困难。

　　“我几次看她的手迹，也感觉像‘天书’。”伊莎白的长子柯鲁说。

　　王曙生也意识到，翻译这批资料难度极高：首先，字迹过于潦草，辨识难度极大；其次，即便认清所有字母，连起来往往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英文单词；此外，伊莎白还记录了大量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这些内容堪称“困难的天花板”，“如果没有相当丰富的背景知识储备，或是没有深入研究过相关领域，绝对无法‘破译’。”

　　获得伊莎白本人授权后，王曙生决心翻译理县部分的田野调查资料。柯鲁分批扫描相关资料，装进专用U盘寄到成都，并提供了若干书信材料作为参考。柯鲁兄弟三人和王曙生还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用以沟通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2021年4月起，王曙生集中精力，开始整理、翻译和注释工作，“尽我全力，甚至用我的一生来完成，能得到什么结果，我不敢说大话。”此后1400多天、近4年的时光里，王曙生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就连春节期间也在加班加点。

　　在此期间，两股特别的动力支撑着他。2019年，伊莎白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名气大增，很多人都在撰写、宣传她的事迹。越是这样，王曙生就越兴奋，因为他正在翻译的，是此前几乎无人知晓的一手材料。同时，王曙生也格外希望，伊莎白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自己青年时期的作品。

　　王曙生最大的底气，是在理县一带持续30年的无数次田野调查。他搜集了200多万字的材料，做了大量记录、录音，拍摄了10万多张照片，“对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民俗、宗教等，我非常了解，也非常熟悉。”此外，对四川方言以及伊莎白一家当时居住的华西坝历史文化的掌握，也成为他的优势。

　　然而，翻译此书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

　　据王曙生介绍，伊莎白采用了全景式记录方式，即将自己看到的场景、听到的对话、经历的事件，全部详细记录下来。“她要记下别人说的话，却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对方说话的发音记下来。”

　　“KöSther”一词的翻译，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结合上下文来看，这应该是个地名，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怎么也破解不了。”王曙生首先查阅地图，翻遍民国以来这一区域的各类地图，都没有找到发音相近的地名；检索晚清民国时期传教士、学者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同样一无所获；询问当地老人、文化人士，也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全是这个词，总想找到突破口把它破译出来。”几年过去，王曙生几乎就要放弃，准备不做翻译，直接沿用外语原文。后来一番机缘巧合，他才最终确认“KöSther”是“科苏”的记音，也就是今天的“来苏沟”。

　　即便有伊莎白家人、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理县当地人士等相助，类似的困难依然不胜枚举。

　　有一次，王曙生在电脑前枯坐4个小时，卡在了一个关键单词上。他把扫描图片反复放大、缩小，在书桌旁走远、走近，希望灵感不期而至；也尝试依据上下文，推断此处应出现的中文表达，以及对应的英文可能是什么。

　　2025年2月，当王曙生敲下最后一行字，完成《尘封与重现》一书的翻译时，心里并没有如释重负或欣喜若狂的感觉。“我关掉电脑，坐在那儿哭了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哭，反正就是止不住眼泪，这4年终于熬过来了。”

　　王曙生将译文初稿传给柯鲁、柯马凯、柯鸿冈三兄弟，请他们审阅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柯鲁在回信中写道：“800多页，工程浩大而艰巨，尤其是识别大量的手写笔记……你花费近4年工夫翻译编辑如此大量的资料，令人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