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粤

　　《西药东渐文化史》 赵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医与现代生物医学之间的关系演变，是一段跨越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2000年，我追随西汉外交家张骞的足迹，前往毗邻巴基斯坦的丝绸之路重镇喀什。在当地市集，维吾尔族商人摊位上陈列的装饰葫芦瓶罐，引发了我浓厚的研究兴趣。这种起源于非洲的葫芦，在亚洲使用已逾千年，既是盛放水、酒的日常容器，也是古代中医郎中出诊时标志性的行医符号。作为一名拥有40年从业经历的药学工作者，我的研究领域横跨社区药学、医院药学与制药工业，长期聚焦古代中国进口域外动植物药材的历史动因与实践脉络。首次喀什之行，那些源自遥远地域的异域药物与医用器皿，吸引我正式开启了西方医药入华传播史的系统研究。

　　中国药学的百余年转型

　　在我研究中外药学史的历程中，尤为关注的是1800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传统本草药剂向化学药物为主的现代新药体系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当时，欧美传教士与商人将宗教、鸦片及所谓“戒烟药”传入中国；20世纪初，日本药学教育家开始在华军医学院开设正规药学课程。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中国西医学的优秀论文，然而，很少有出版物探讨鸦片烟商、船医、药师、西药房、医疗传教士、药学教育工作者、慈善家、政治家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清末民初的医药行业先驱，为中国现代药学实践与制药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一系列演变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近百年间，贯穿香港被英国殖民、台湾被日本占据、上海被列强划分为租界、全民族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学界对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0年中国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邻国）间人员、药物、宗教、思想交流的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时空范围向纵向延伸，上起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历经17世纪末中英茶叶贸易、19世纪初中美贸易往来、1840年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9世纪末甲午战争，下至义和团运动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早期，西方商人与医疗传教士以“献礼”名义，向清朝皇室进献烟草、金鸡纳树皮、鸦片、西洋参等异域药材，以及钟表、科学仪器、纺织品等工业品，后来则采取侵占行为抢夺市场。

　　本书同时还广泛探讨了西方医药在澳门、广州、香港、上海、宁波、天津等沿海通商口岸的落地与发展历程，并重点勾勒出1908年至1949年清末民国时期，中外医药交流巅峰阶段的历史全貌。

　　驱动西药入华的三大命题

　　当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有三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首先，是什么激励因素或事件导致宗教人士、商人和外交官在过去两千年中，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将异国本草、化学药物带到遥远的中国？第二，在20世纪初，西方医药与中医药接触，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第三，是什么人物与事件驱使生物医学、化学新药（包括生物碱萃取物和合成药物）在清末民初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且得以在中国本土扎根？

　　本书全方位梳理西方药业在华发展历程，充分利用原始文献、传记、外交档案、公司记录、口述历史等各类史料展开研究。第一章以时间为序，追溯了自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800年的医药交流史，从佛教僧侣传播阿育吠陀医学，到耶稣会士将金鸡纳树皮带入中国均有涵盖。1800年至1949年的相关内容则采用主题式研究方法，其中多个章节探讨了医药零售、批发与制造各业态间的互动关系，深入剖析了各界人士、医药企业与相关机构的关联。这些主体的共同探索与努力，深刻推动了近代中国对西医药学的接纳与应用，也为当下的医疗体系发展留下了深远影响。

　　本书还梳理了中国制药工业的发展演变脉络：从传统中药店起步，到185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欧洲、日本殖民背景下，戒烟药、品牌药、普药与处方药陆续输入中国，最终民族企业家掌握制药核心技术，推动实现药品的本地化生产，并逐步打造本土医药品牌。

　　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中文报纸《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外商西药房随即通过报纸投放广告，推广“鸦片戒烟药”作为鸦片替代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麻醉药品成瘾问题。19世纪末，西药房自设车间，本土化生产片剂、丸剂、注射剂等新剂型“戒烟药”，替代传统进口鸦片液剂、粉剂、酊剂，以满足成瘾者戒烟需求。至20世纪初，数千万鸦片成瘾者转而使用成瘾性更强的吗啡注射剂、口服“红丸”与“白面”。这些现象居然成为催生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家开办零售药房的原因之一，并推动了制药工业的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后，随着中国沿海贸易、劳务出口及货物转运的迅速增长，大英药房、科发药房、老德记、屈臣氏等外资药房，成为西药业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推动者。

　　本书探讨了锐意进取的中药从业者黄楚九，以及部分宁波籍西药从业者在上海涉足药品零售与批发市场的动因。后者于19世纪50至80年代，从外商西药房习得“鸦片戒烟药”的配制工艺与营销商业模式。19世纪90年代，西药零售业成为利润丰厚的鸦片戒烟药核心批发与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关键环节。20世纪，民族企业大量推出自主品牌“戒烟药”，与面向消费者的“OTC”（非处方药）成药一道，共同奠定了20世纪初至40年代民国时期的现代制药业的发展基础。

　　构建中国现代药学体系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从伦敦传道会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与附属医院后，西医和药学迅速在华发展。1921年建成的北京协和医院，在药房管理上建立了严格规范：杜绝配药差错、编纂医院处方集、严控毒性与危险药品的配制和流通，成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医院药房的标杆实践。

　　中国现代药学教育始于1908年：日本药学讲师率先在华开课，随后英国药学传教士开展药师与药剂生培训。1918年，加拿大药学传教士米玉士创办成都华西药学院并长期任教，成为中国现代医药工业本土人才培养的典范。1919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启动疫苗生产，疫苗技术在此后百年间快速普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对儿童进行大规模疫苗注射，进一步推动了减毒活疫苗的高质量发展。

　　本书旨在有限的篇幅里，梳理、研究两千年来西药在中国传入、传播的历史，力求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详实的学术资源，促进中国药学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为英国皇家药学会会士、香港药剂专科深造学院院士和香港药史学会创始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