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是古代官僚体系中与百姓接触密切的地方莅民官吏（如县令、知州），与酷吏相对，他们清正廉洁、勤政爱民、重视德化。自司马迁作《史记·循吏列传》以来，历代统治者皆标榜循吏以稳固地方、教化百姓，催生了黄霸、龚遂（均为西汉时期官员）等循吏榜样及循吏治世传统，清代刘衡便是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

　　刘衡（1776年—1841年），字蕴声，号廉舫，江西省南丰县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于嘉庆五年（1800年）中贡生副榜，曾任官学教习，嘉庆十八年（1813年）出任广东四会知县，正式开启官场生涯。道光十年（1830年），刘衡升任河南开归陈许道，后因母丧辞官归乡。在担任州县亲民官期间，刘衡注重整顿吏治、鼎革司法、保民富民、教化百姓，取得了良好的治民政绩，被治下百姓尊称为“刘青天”。他的著作《庸吏庸言》《州县须知》《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至今仍是研究清代吏治和地方治理的重要文献。

　　在刘衡的州县治理理念与实践体系中，司法理念与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更是其秉承“循良之治”传统的集中体现。作为儒家治世道统的秉持者，刘衡将安民富民作为州县治理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尤为注重保护富民，曾言“富民者，地方之元气也”。在他看来，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百姓贫穷、无以为生。因此，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是救济贫民。而要救济贫民，就要保护富民，因为富民可以为贫民养家糊口提供谋生机会，一个地方的富民多了，贫民谋生的机会就多，官府的救济负担也能大幅减轻。

　　面对治下百姓的纠纷与词讼，刘衡坚持以息讼为先。他认为，百姓提起的词讼中真正需要审理的不足四五成，大多是因钱债、田土、口角等细故，一时负气又被外人怂恿才贸然兴讼。为此，他以词讼的实际弊害规劝百姓：“但凡告状的人自做呈之日起，到出结之日止，无事不要花钱。到城市便被店家捉弄，到衙门便受书差吓索。过了好些时，花了好些钱，还没见官的面。等到示期审讯，先要邀请邻证，早早守候，房租吃喝夫马，那一样不是钱。”与此同时，刘衡严禁讼棍干预词讼，他指出，民间细故本无争讼之心，多是讼棍暗地刁唆、诱令告状，一旦呈词递上，讼棍便百般盘剥，往往导致百姓家破人亡，案件却仍未了结。

　　不过，在息讼问题上，刘衡与清代名吏汪辉祖“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宁人之道”的主张颇有不同。刘衡坚持“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主张民间细故不宜轻准呈词，一旦批准立案，则应据实审断。

　　对于案件的查勘、审断，刘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严格规范从收状到结案的审判程序，以减轻百姓讼累，禁绝差役、讼棍干预。在出差传唤方面，刘衡严格规定了差役传唤的期限和人数，严格执行“一票一差”制度。对于路程较近的有关人员必要的应当天传唤或者可以宽限一日，而对于路程较远的人员则可以在四五天内进行传唤，必要时也可宽限一二日；他每日清晨亲自查阅相关记录，对于那些无法在限期传唤的人员，差役即书写小票催令依限速到。在词讼案件审断方面，刘衡主张“宁速勿迟”，对于案情清晰、容易辨明是非的案件当堂作出批示，“理不甚足”的案件则按律在二十日内完结，避免案件积压、差役和讼棍节外生枝。此外，刘衡提倡当堂硃书判语，要求“每案审断既毕，毋论事之大小，官且勿遽退食，即于堂皇之上，将面谕之断语，硃书于点名单年月之内。其日公事稍简，则备叙全案之由，若十分忙冗，亦应将紧要断语明切书之”。

　　为高效审结词讼案件，刘衡在实践中总结出诸多行之有效的审断技巧，其中“先审原告”堪称典型。刘衡指出：“收呈时先讯，乃临民第一紧要。”因大量词讼中难免夹杂夸大、虚饰乃至诬告内容，若不加审查，径行审断，往往效果不佳。为此，刘衡提出细致的审理技巧：“或凭空而慑以盛怒。或含笑而入以游词。”通过观察原告临审反应进行判断，如“官或以醒木重击案桌，或大声疾呼，或提出别案应行杖责枷号之犯，当原告前发落，察其面目眉睫之间是否颤震，摸其心窝是否跳突，并令吐唾沫于器皿内，察其有无津液”“课晴问雨，及询其家房屋向背，有无竹树。一家几人，每日饭食若干，薪水若干，饲畜牛犬鸡豚各若干之类，以炫骛其心，错乱其词，而衰竭其气”。

　　正如清康熙年间官员黄六鸿“听诉原无定法，贵在随时应变耳”的审断经验总结，对于词讼案件审断，刘衡亦有独到心得。针对案情复杂的案件，他主张“隔别取供”以查获案情：“情真者则供必吻合，所谓事真难假是也。若非真情，则必言人人殊，往往彼此参差不合，所谓事假难真是也。若既隔别熬讯，所取之供果人人符合，庶可确信为真情矣。”此外，刘衡还主张通过“潜听私语”识别真假，即“于密室后层先潜伏亲信戚友一二人在内，然后将干证与所指之犯带到密室外间，官亦诘问数语，忽令人持帖称有客拜会，官则谕令将门锁闭，待会客毕再来审讯。犯等见室内无人，必彼此言语，是真是假不难立得”。

　　作为清代典型的“循良之吏”，刘衡具备儒家治世道统所期待的士大夫重要道德品质——清廉、勤勉、谨慎、宽仁、干练。临民之时，对胥吏、讼棍严如雷霆，四川巴县衙门原有差役七千，经其整顿，仅存百余人；对治下百姓则谆谆教诲，以安民富民为治理州县的首要宗旨。刘衡秉承儒家止讼息争的治民传统，却并不拘执于表面上的减少词讼，而是通过源头息讼（状不轻准）与及时审断（宁速勿迟）相结合，从根本上消弭百姓之间的纷争。从现代法治视角来看，作为清代亲民官员的代表，刘衡的治民理念与司法实践仍具有传承价值与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代四川基层词讼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项目编号：2025XFX002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