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马年除夕这一天，玉兰有些失落。

她坐上一辆出租车，汽车驶向离家两公里外的一家护理院。

这是老伴儿炳根第一次不在家里过除夕，她很舍不得。两周前，玉兰对家里所有的小辈们说，“除夕那天，你们都要来，炳根最喜欢闹忙（上海话，即热闹）了。”

小辈们很听话，带着早就准备好的压岁包，从各处赶来。

这家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护理院，院区内有两栋楼，每栋6层。电梯都配有门禁卡，以防失智老人擅自下楼。来到此处的老人，“上一站”大多是三甲或二甲医院。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被“抛弃”的人，先进的医疗措施对他们来说已是多余。

好在年迈且沉重的身体，尚有容身之处。作为一级医疗单位，护理院介于医院与家庭之间，为那些不需要急救但又离不开医疗照护的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支持。

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我粗略估算，大约有四五百名老人住在这家护理院。他们是全国超4500万失能失智老人的冰山一角。

有人把这里住成了家，有人在这里等着生命的终点，更多人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氧气24小时不间断。

在这里，炳根将迎来新的一年。

除夕

年关将至，玉兰在家忙着置办年货，很久没去看炳根了。

她把头发剃光，自嘲是“尼姑”。这不是一种前卫，对84岁的她来说，只是好打理。帽子遮住了雪白的头皮，她想给老伴儿一个“惊喜”。

在护理院，日子像吊瓶里的液体，凝固着，但又在一点点滴落。

除夕这天上午，护理院里难得热闹。子女们陆续来看望老人，孙辈们的身影也多了起来，搀着祖父母在走廊里走走路，活动筋骨——从这头走到那头，如此往复，不厌其烦。

也有老人问，小孩怎么没有来？“除夕也要加班”。“忙”总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老人要是不理解，倒好像是他们不懂事了。

有家属向医生申请，接老人回家一起吃年夜饭，过完年再送回来。也有家属只是带老人在楼下吃个饭。一家紧挨着护理院的小餐馆，是整条街唯一春节不打烊的店面。

与炳根同病房的共有三位老人。隔壁床的那位，在一次手术后瘫痪，行动困难。另一位患有认知障碍，女儿远在国外，两个儿子时不时来看望。靠窗的那位，与炳根同岁，入住多年，住得久了，这里便成了家。他在床头置办了闹钟和一张精神抖擞的个人照。除夕这天，女儿先来看望他，再看望住在隔壁楼的他的妻子。

更多老人依然是躺在床上，或是坐在病房里的轮椅上发呆。黄绿色的厚重棉被挡住了视线，站在病房门口，看不清他们的脸。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和过去的365天一样，没什么不同。

老人们的每日用药。

一部分护工回老家过年，留下的护工维持着护理院的基本运行。

一间病房里，手机响了，一位护工阿姨接起视频通话，“新年好啊！”她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口音。楼道里，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发夹，向她的护工“撒娇”，要求给她夹在头发上。

炳根的护工李阿姨是河南人，在这家护理院工作8年了。一个多月前，儿子结婚，她刚请假回了趟老家。这份工作，原则上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

最初的护工也姓李，她被调到了五楼的病房。她也没有回老家过年，过年期间是三倍工资，五十多岁的她还想着多挣点。新病房里的四位老人都无法下床，除夕那天，李阿姨给他们一个个洗脚，并打扫病房的卫生。

中午，家属们陆续离开，准备回家吃年夜饭，护理院恢复了安静。

午休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结束。平日里，玉兰在附近吃碗面，坐在一楼大堂里等待着。除夕这天，她与子女和孙辈们踩着点儿赶到了。

看到老伴儿的新造型后，炳根眨巴着眼睛，不说话。女儿拿出新买的搞怪帽子，戴在父亲头上，拍了张照片给他看，想逗他开心。孙辈们拿出压岁包，放在他的手里。外孙女特意准备了一块写着“最佳外公奖”的奖牌，挂在他的脖子上。

玉兰对这一切都很满意。她把额头轻轻地靠在炳根的额头上，低头呢喃，“老头子，今天是大年夜，大家都来看你了。”

下午四点多是晚饭时间。除夕这天的菜式还不错——酱牛肉、红烧肉、青菜、炒素。可惜炳根吃不了，入院时他就插上了鼻饲管。在这里，鼻饲管患者的标准是一天五顿流质，玉兰怕他饿，与医生商量后，早晚又加两顿蛋白粉。即便一天七顿，炳根依然越来越瘦。

把老人安顿好之后，医生和护工也准备吃年夜饭了。为了离老人们近一些，随时处理突发情况，他们把靠近电梯口的桌子搬到大厅中央，桌子不够大，人又比较多，只能站着吃。“每年都这样。”李阿姨说。

以往离开护理院时，玉兰不敢和炳根道别，总是独自站在电梯口等待子女们。她说，老头儿一个人在这里，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

可这次她变得勇敢。在病床前，她低着头对炳根说，“我们回去吃饭了，明天我再来看你”。说完，嘴巴凑了上去，狠狠亲了他一大口。

回家

炳根是去年6月底入住这家护理院的。

再往前倒数二十余天，他从生死线上被拉了回来。那是端午假期第一天的夜晚，玉兰准备入睡前，发现炳根有些“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她说不上来，仅凭直觉。炳根卧床八年，患有腔梗，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达感受。玉兰只能通过他的表情、眼神、体温等来判断。

她叫来三个子女。半个小时后，120急救医生赶到，炳根血氧持续下降。了解到他已经88岁了，急救医生询问家属意见，要不要抢救。

玉兰想都没想：救，必须救。

事后，玉兰心有余悸。如果当时她没有多关注老伴儿，而是直接睡下，那么隔天一早，她将与炳根阴阳两隔。

在某二甲医院治疗两周多，炳根的肺炎暂时得到了控制，但贫血还是个大问题，查出来的肿瘤指标也有些高。可医生已“暗示”多次，他不得不转院了。

玉兰年纪大了。她不知道床位紧张必须周转、医保DRG政策限制住院费用等这些现实而隐晦的规则。只是在某一天突然问我：“你爷爷病还没彻底治好，为什么要转院？如果医生说治好了，我就要带他回家。”

主治医生曾多次私下告诉我，老人年纪大了，治疗没太大意义。一次，炳根的血红蛋白数值已达到医学上规定的输血指标，可200毫升的血，他等了好多天。

“血库紧张，婴幼儿和青壮年申请会更容易些”，后半句话，医生是不可能对作为家属的我说出口的。但是我知道，一个高龄且多病的普通老人，在现代医疗系统的优先级中，可能是排在最后的。

所以，我该怎么回答玉兰的问题呢？

护理院——这是一个对玉兰来说陌生的地方。她只听说过养老院，并留有“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要他了”的刻板印象。

我实地跑护理院的那天，玉兰偏要跟着。她要亲自“考察”环境，给老伴儿选个令她满意的“家”。

在决定来这家护理院前，玉兰对一家护理院印象不错，但被我排除了。原因是对方出于免责考虑，提前“告知”我和玉兰：如果老人在这里去世了，遗体会被放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请家属及时前来处理，并要求我签名表示知晓。人还没送来，就说这些，让人心里不舒服。

目前的这家护理院，由于离家近，本是首选。我首次致电询问时，院方表示，床位全满，但建议我时不时打电话来问问情况，因为“床位时刻都在变动”。

起初我不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护理院内入住的大多是高龄老人，他们的身体情况瞬息万变。

在这里，死亡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只要有老人去世，床铺收拾下，下一位就能立马入住了。

第二次致电，院方表示“只剩一个床位，要来就抓紧”。玉兰看了看环境，感觉不错，四人间，护工是一对四（即一位护工照护四位老人），晚上护工睡在房间里，炳根的床位又离护士站是最近的。

我立马与二甲医院院方沟通好，隔天一早出院。中午，炳根从一张病床被丝滑地转移到另一张病床。刚来时，炳根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慌张，也一丝好奇。玉兰全程陪着他。

转院那天的救护车。

来到护理院后，还能回家吗？

有些老人在三甲医院完成阶段性治疗后，转至护理院进行康复。若康复顺利，护理院只是过渡。

但在现实中，这是少数情况。在我所观察和接触到的范围内，大多数老人或是因为康复效果不佳，或是因为家人无法照护，他们只能留在护理院，家成了他们难以企及的地方。

中国已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我国，像炳根一样失能或失智、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人数已超4500万。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还显示，平均每6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需要长期照护。

相较于三甲医院着重于疾病急性期的高强度救治，这些老人更需要持续的医疗护理以及日常的悉心陪伴。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护理院提供的24小时专业照护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将家人从繁重的照护压力中解脱出来，避免了“一人失衡，全家失能”的艰难局面。

炳根曾在某二甲医院接受治疗。

最初的护工李阿姨所在的新病房中有四位老人，其中一位已九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时常会无意识地喊叫，且长期受压疮困扰。他的小辈们暂时没办法在身边照料他，便把他送到这里。

另一位同样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的他早已上了呼吸机。他全身肿胀，看不清他的面容，但能看到他的眼睛在眨动。李阿姨说，前段时间这位老人病情危急，差点没挺过去，他女儿心疼父亲，不想让他活遭罪，考虑过撤机，但老人意志力比较顽强，最终挺了过来。

还有一位刚住进来没几周的中年癌症晚期病人。他的脸色蜡黄，入住后便吃不下东西。他意识清楚，也能与人正常交流，家人私下里跟李阿姨说：“能熬过这个年，我们就知足了。”

一天下午，玉兰在电梯口看到，一位全身蒙着白布的老人被推下楼。电梯里，两位医生交流着春节为何不回家。一位男医生说，年前回过家了，除夕是他值班。那晚有两位老人去世，一位是他负责的患者。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

入院后，炳根脸上就没有过笑容。以前他在家时总是傻笑。

玉兰总想着，老伴儿身体好点了就带他回家。可是，炳根插上鼻饲管后，家里的护理床就被子女们拆了。

不是不愿父亲回来，他们只是想让贴身照护父亲整整八年的母亲，过得舒服些。

“没事，到时候再买新的。”玉兰沉默了会儿后说。

亲人

传统的上海年夜饭，十几个冷盆、十几个热炒、一锅汤、几道甜品，这是标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从下午四五点吃到晚上十点多，再泡杯茶，吃炒货，看春晚。

往年除夕夜，子女们会将炳根从床上“背”到客厅的座位上，训练他自己用筷子夹菜。

一小杯红酒满上，儿子们与他碰杯，高喊：“爸爸，新年好！”女儿在一旁耐心地将菜和肉撕成小块。这还不够，还要再用小刀横着剁、竖着剁、剁得稀碎，确保父亲安全吞咽，再浇上几滴汤汁，浇少了不行，菜没鲜味，浇多了也不行，味太重，父亲会咳嗽。

酒足饭饱后，孙辈们送上压岁钱。炳根的手虽不灵活，红包倒攥得老紧，每次玉兰想抽走都抽不掉。

炳根是个夜猫子，总是晚睡。三年前的除夕夜，凌晨两点，他还睁着眼。我把他的护理床稍稍摇起来，喂他吃橘子。我同他说话，他不太回应我，可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在听。

我说：“爷爷我有点冷，我去披一件衣服。”他回答：“多穿点，不要感冒。”这是他最后对我说的七个字。再后来，炳根说话，家人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了。

去年春节过后，他的精神状态开始下滑，胃口也变小了。玉兰曾多次和我倾诉，我说，带爷爷去医院看看。她没接话，应该是不想麻烦子女。

如今，炳根在这家护理院住了大半年了。今年除夕夜，炳根不在家，全家吃火锅，方便省事。

子女们不敢接他回家。在护理院，他有24小时心电监护仪替他“表达”身体的不适。他肺部的炎症总是反复，偶尔需要吊水，只要体内的蛋白指标一降下来，就得赶紧输蛋白。更换鼻饲管，子女们也不会操作。

不接回家，那就天天陪着。他的三个孩子每天轮流来“报道”，像上班一样准时准点。

这在整个护理院，都不常见。

女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6点左右到岗，打开手机里的越剧音频，放在父亲枕边。父亲发出“哼哼”的声音时，她轻抚着他的肚子，时不时给他翻身、换个姿势，“老爸，这样会不会舒服点？”女儿顿了两秒说，“你也不说话。”

下午四点，看着护工给父亲打完最后一顿流质，当天陪护的子女便回家了。原则上，护理院不允许家属陪夜。

护工，是失能失智老人们在护理院里最亲近的人。喂饭、擦身、换尿布、甚至人工排便，他们的工作琐碎、繁重，却维系着老人最基本的体面。对于躺在床上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护工的手，就是他们与生活之间最后的纽带。

这份工作，常被误以为只是“服侍人”，不太好听，但却是个吃技术和经验的活儿。

李阿姨回忆起曾经与死神抢人的瞬间。

长期卧床的老人，吞咽功能会衰退，一口痰，就可能要了命。一次，李阿姨照护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脑梗患者被痰卡住，血氧瞬间掉到二三十。她立马将他侧身，为他持续用力叩背（叩击排痰法），位置、力度、手法，都有讲究。老人的背都被拍紫了，那口痰终于出来了，血氧也逐渐恢复。第二天，李阿姨的手酸得抬不起来。

这家护理院的护工们以四五十岁的女性居多，她们大多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几乎没有年轻人的身影。一位护工表示，“年轻人谁来做这个，又脏又累”。

但现实是，我国养老护理员队伍缺口巨大。目前全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仅50万人，而失能失智老人超4500万，相当于平均每90位失能老人才拥有一名持证护理员。一大批四五十岁的阿姨，正撑起一个已经到来的深度老龄化社会。

炳根先后换过四位护工。第一位护工李阿姨干活麻利，每天都逗他笑。第二位护工是一位东北阿姨，没干几天被同病房的家属们投诉，不久后便被辞退了。第三位护工在岗没几天也“消失”了，原因不详。

炳根在家时，吃饭、换尿布、擦身，玉兰一手包办，除非是体力活儿，否则不轻易让子女们插手。累是累点儿，但她心里踏实。偶尔也会当着炳根的面吐槽两句：“年轻时服侍你妈妈，现在服侍你！”

现在，老伴儿在别人手里，即便受了委屈，他也说不出来。玉兰很不放心，三天两头往护理院跑，“盯”着护工干活儿。子女们说她了，“不要多插手”。玉兰板着脸，站在一旁小声说：“老头子在家里时，我不是这么弄的，我老头子喜欢干干净净。”

她对现在的护工李阿姨挺满意。李阿姨干活细心、熟练，她也会主动给炳根换尿布、剪指甲、擦身。

春节期间，来看望老人的家属比往常要多。走廊里脚步和问候声多了起来，日子好像也跟着活泛了一些。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老人在，家就还在。

过完除夕，他们在这里，又将开启新的一年。

玉兰在家休息了几天，没来看老伴儿。大年初四，我带着她来到护理院。电梯刚到六楼，她脚步匆匆地向前走去。

“老头子，我又来啦！”

玉兰与炳根。

原标题：《失能的老人，何以为家》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