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楠木源卯洞

——从《卯洞集》揭开太庙享殿重建之谜

楠木，樟科楠属木本植物，有雅楠、桢楠、金丝楠。古代称“柟”，生南方，干甚端伟，高者10余丈，巨者数十围，木材坚密芳香。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策·宋》：“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明)谷泰《博物要览》说：“金丝者出川涧中，纹木有金丝，楠木至美者。”因为其木材里有金丝和类似绸缎光泽的现象，故得名“金丝楠”，是中国特有的珍贵木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目前，北京现存的金丝楠木大殿仅有太庙享殿、明长陵祾恩殿、北海公园的“大慈真如”宝殿等，且均为明代古建筑。

大木柱础观鼓镜

当你步入太庙享殿这座金丝楠木大殿，瞻仰殿内美轮美奂的34根金丝楠木大柱（还有34根檐柱，共68根），俯视铺砌的明清造二尺御窑“金砖”，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撼。但一般人不会留意承载金丝楠木大柱的鼓镜石。鼓镜石即柱础石表面凸起的部分，下面的部分称磉墩石。这些鼓镜石是偏黑色青白石中的绝品，产自房山大石窝，白色纹理十分精美，可与云南大理石媲美。其中，“虎座”6块鼓镜石弧形腰肩鎸仰覆莲花，饰三坡如意纹。

太庙享殿的鼓镜石不仅石质精美，而且体量巨大。实测，太庙享殿分心槽及“虎座”12块鼓镜石磉墩石边长2.45米。其余殿内22根金柱鼓镜石磉墩石边长2.0米，34根檐柱鼓镜石磉墩石边长1.70米。鼓镜石高30厘米，整个柱础石高约1.50米，最大的重达约25吨。像这样精美且体量巨大的鼓镜石，仅能在明长陵祾恩殿、祾恩门，天坛祈年门等明初遗存的古建筑中看到。但明长陵鼓镜石下磉墩石，因铺设保护金砖的木龙骨覆化纤地毯，你是看不到磉墩石边宽的。

众所周知，国内能与太庙享殿形制、体量匹配的大殿，仅有故宫的太和殿和明长陵的祾恩殿。故宫太和殿重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因大木难求，殿内40根金柱和32根檐柱是以杉代楠，外包红松而成，最大金柱径1.06米。明长陵祾恩殿建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殿内32根金丝楠木大柱和28根檐柱，最大金柱径1.17米。而太庙享殿殿内34根金丝楠木大柱，其中6根“虎座”金柱径为1.23米，超过了明长陵祾恩殿。于是，每次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游览太庙，看到这些价值连城的金丝楠木大柱，及硕大精美的鼓镜石，脑海里总是好奇的在想——五六百年前，太庙享殿这些金丝楠木采自哪里呢？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宗庙災后采办的吗？这牵涉出；太庙享殿究竟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建的，还是永乐十八年（1420）所建原物呢？

史海钩沉奇书缘

带着这些问题，首先从翻阅《明世宗实录》入手，发现关于嘉靖二十年“庙工”采木记载，只有3条。一条是：嘉靖二十年五月初三，礼部尚书严嵩等上奏说：“庙建，今独材木为难，此首当预为之所也，即会推有才力大臣一人，请敕专督具事”。明世宗遂命原任工部左侍郎潘鉴往湖广，升应天府府尹戴金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往四川，俱采办大木（载《明世宗实录》卷249）。二条是：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总督川湖贵州大木工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潘鉴奏：请责令各官专理木务，不得营求别差，待讫工之日，分别久近并叙升赏（载《明世宗实录》卷264）。三条是：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明世宗以采木工完，升提督川贵大木右都御史潘鉴为工部尚书，并赏赐了戴金等采办大木有功的诸位大臣（载《明世宗实录》卷281）。

但这次大木采办，究竟采办了多少？其中“丈围四五者”（大木围长约在4.5-4.8米）又有多少根呢？史载不详。恰如2001年第4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刊发姜舜源撰“明清朝廷四川采木研究”所说：“嘉靖二十年宗庙災，‘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当有所本，但《实录》中对此次采木反映不多”。当代专家学者就明代皇木采办进行研究的确实不多。1994年第6期《历史研究》有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蓝勇撰“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2006年第6期《安庆师范学院报（社会科学版）》有李志坚撰“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2006年第6期《东岳论丛》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妍撰“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等。遗憾的是，受典籍文献磨灭历史局限，诸文均对嘉靖二十年庙災后的大木采办情况几无涉略。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无意间在“百度”搜索到2021年第3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31页）刊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朱世学撰“卯洞与卯洞土司历史探微”，读该文之“三、从《卯洞集》看卯洞土司时期的楠木采伐”，得知《卯洞集》乃明嘉靖年间辰州（今湖南怀化市北部地区，治所位于今怀化沅陵县）同知徐珊所撰，现有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2007年齐鲁书社依据浙江图书馆藏本影印，将其收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嘉靖间，珊以庙工采木于是，积其二年所作公牍、杂文为二卷，诗歌为两卷，因以其地为集，故名《卯洞集》。”

《卯洞集》委实称得起一本“奇书”，因为徐珊以采办大木亲身经历，首次披露了嘉靖朝“庙工”采办金丝楠木的“冰山一角”。于是，笔者多次到国图古籍阅览部查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卯洞集》。后得知有201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恩施职院巴文化研究所谭庆虎、田赤二君的《卯洞集校注》，喜出望外，立马儿购得一本，并有幸结识了田赤老师，不幸的是谭庆虎老师在《卯洞集校注》梓行后，于2016年病故了。

督木难于上青天

《卯洞集》作者徐珊，字汝佩，号三溪，浙江余姚人，嘉靖元年（1522）中举，嘉靖十九年（1540）被朝廷任命为湖南辰州府同知。徐珊到辰州就任不久，被派到酉水上游施州卫所辖的卯洞一带督促采木。御史湖南沅陵人胡鳌《卯洞集·序》云：“三溪徐子被督木之役，居卯洞有二年……卯洞僻在万山，盖楚蜀之交而夷獠之乡也。……是故读《次滩》《黑崖滩》诸作，可以观险矣；读《宿石岩》《步厢》诸作，可以观劳矣；读《洗车之行》《仆夫之谣》，可以观民疲矣。”徐珊在卯洞办理“庙工木政”二年，生活十分艰辛，不仅要自己种菜，搭茅屋，更要亲自走进深山老林，攀危岩、走险滩，勘察大木数量、规格和地点，监督大木运输等。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张良皋在《卯洞集读后（代序）》中说：“徐珊文行两美，竟然未得好死。据（清）黄宗羲记载，在‘官辰州时，因墨败自裁。’谭庆虎、田赤二君在他们的《前言》中呼吁读者‘对徐珊之罪，理应保持宽容之心。’此语自是仁者之言，但已默认徐珊有‘罪’。若容深究其实，徐珊何罪之有！他以身殉名，以身殉职，他的‘案由’未必不与卯洞采木之役有关，所以甚至很可能是以身殉卯洞之开发，值得我们崇敬”。

对于卯洞当时楠木采伐之艰辛，徐珊在《洗车溪行》中描述：“部符日日传荆襄，山中使者遥相望。已见征材空近域，更闻伐木穷遐方。征材伐木事转剧，别壑深岩路更长。逼迫频遭官长怒，呵护如有神灵将。危柯硕干尽枯朽，千云蔽日徒昂藏。只疑盛夏毒蛇虺，不道重林无栋梁。仆夫相对色沮丧，商人交泣心彷徨。自甘工力竭资产，那许山林输庙堂。山程造次日旁午，官家驱逐时猖狂。吁嗟乎！洗车之役谁办此，徒此事今张皇。”（载《卯洞集》卷之三）

到嘉靖朝前期，由于营造繁兴，连年采伐，金丝楠木资源接近枯竭，尚存的大木都在别壑深岩、人迹罕至之地，对采伐大木的技术要求极高，要配置专业的斧手和斧头工具。采伐时，必须先由架工用木搭成平台，使斧手有施展技术的余地，砍伐时还要有缆绳系在楠木倾倒的反方向，这样才能使楠木不会轰然倒地造成损伤，楠木倒地后，还要由斧手在大木合适位置“穿鼻”，以利于系缆拖运。大木起运更是艰难。《卯洞集》卷之二“宿西岩记”生动描述了架设厢架的壮观景象：“早起诸山夫齐至，乃举号集，众木巨甚，用六缆，经数百人挽之不上。旁置二车斜绞，复用丈围以上大木，从后撞之。”

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是《卯洞集》卷之二“报采木剳”，徐珊详实披露了居卯洞二年采办的大木数量，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共得围圆壹丈伍尺壹根，壹丈肆尺贰根，壹丈叁尺柒根，壹丈贰尺壹拾贰根，壹丈壹尺壹拾贰根，玖尺并壹丈共壹佰贰拾叁根，捌尺肆根。”从徐珊所报得大木“丈围四五者”计叁根的数量，即使加上川贵采办到的，也不足以支撑太庙享殿殿内34根金丝楠木大木之需。今测得太庙享殿殿内“虎座”的6根金柱径是1.23米，分心槽东、西6根金柱径1.20米，其余22根金柱径1.0米，34根檐柱径0.8米。按金丝楠木原木最大出材率75%计算，庙工所需太庙享殿殿内的34根金柱，至少需要采办到围圆“丈四五者”34根以上。故，以徐珊“报采木剳”提供的数量推断；今太庙享殿不可能是嘉靖二十四年重建的，而是永乐十八年构筑的原物，便有了第一手的资料佐证。再者，即使庙災后经过二年采办，运抵到京的大木数量能够满足庙工之需，靠水路逐批次运到京的原木，二十二年（1543）十月庙建兴工，当年也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按原木的加工流程，古时采伐到的这些大木原木，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在烘干大车间烘干，只能在张家湾皇木场或百子湾“神木厂”进行自然阴干，起码至少要阴干一年以上，才能去皮粗加工成栋梁之材。

接着，读过《明实录》的读者会说《明世宗实录》卷248明明记载：“四月辛酉夜，宗庙灾，成庙、仁庙二主毁。是日未申刻东草场火，城中人遂讹言火在宗庙。薄暮雨雹，风霆大作，入夜火果从仁庙起，延烧仁庙及及太庙。群庙一时俱烬，惟睿庙独存”，尤其是最后一句“群庙一时俱烬，惟睿庙独存”，这又作何解释呢？

抽丝剥茧道篡嫌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北京太庙的专家学者主要依据上面这段《明世宗实录》中“群庙一时俱烬，惟睿庙独存”，及《大明会典》卷86：“太庙，二十四年重建，太庙成。” 《礼部志稿》卷27：“二十四年重建太庙成”，普遍认为太庙享殿是嘉靖二十四年重建的。

细检（明）张居正、申时行等始纂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克成于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的《明世宗实录》卷248，关于“庙災”的记述，从四月初五至二十二日，连篇累牍的逐天记述，约有十七八条之多。但较详记述当时庙災情况的，除了申时行等上面的描述，另外只有2条而已。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疏漏的历史碎片中，抽丝剥茧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

一条是：四月初六，巡视皇城科道官胡汝霖等劾奏：“诸大臣闻灾不疾赴救。当太庙特烬时，大学士翟銮、礼部尚书严嵩、翊国公郭勋等始入。宪庙毁时礼部尚书温仁和、兵部侍郎陶谐、刑部侍郎吴山等始入。其成国公朱希忠、兵部尚书张瓒 樊继祖、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俱未入。乞严加饬罚，以为怠缓之戒”。于是郭勋、严嵩等上疏说：“灾时方供事祈祷内坛，赴救特早，督同太庙等内臣亟捧神主，比长安门开，汝霖等与诸臣始入。”

另一条是：四月二十日，明世宗青袍御奉天殿，颁诏不设乐，驾仪如常朝，百官青服侍班，行五拜叩头礼，颁诏中说：“四月五日夕初，正以恒旸之雨为欢，当时仁庙倐忽火起，骤然暴作，加以猛风四发，人无措手，相视号吁，莫容救护，即刻仁庙、成祖庙主同毁，延爇太庙及昭穆群殿，祇存睿宗庙安全。”

从这2条记载可以析出：一：庙災起火时，明世宗与严嵩等正在内坛斋醮祷雨，证明严嵩所说“赴救特早”属实可信。严嵩说的内坛位置大约在今普度寺“南内”东苑，或在今北海公园先蚕坛附近。严嵩等“督同太庙等内臣亟捧神主”，说明当时进行了救护，与嘉靖帝“相视号吁，莫容救护”相左。况且当时太庙东大墙外有一条明沟，灭火的取水源不存在任何问题。二：明世宗对“史前无有”的庙災，仅以“上天示警”“上天垂戒”“罪在朕一人而已”不了了之，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显得异常诡异。倒是借着这把火灾后的庙建，斥责群臣“诸臣恭议庙制，语涉两端，无任事忠诚之意，仍会多官勘酌，务为一定之见。”其“一定之见”，按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壬申，工部奏议的“庙制间座、丈尺宽广俱如旧，惟起土培筑，寝庙内分九间，连前间隔，如古夹室制”，依旧恢复了“同堂异室之制”。“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让自己的亲爹朱祐杬入祀太庙，且排在武宗之上。三：延烧太庙”，延烧到什么程度，实录中没有丝毫透露。按申时行等的说法，就是除了睿宗庙外，太庙及昭穆群殿都烧光了，化成了灰烬。申时行等的说辞，与明世宗的：“延爇太庙及昭穆群殿，祇存睿宗庙安全”，亦表述不一。何况，按申时行等的说辞，在占地面积约4.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建筑群，“群庙一时倶烬”可能吗？

成书于明万历四年六月（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86，和成书于泰昌元年（明）林尧俞等纂、俞汝楫等撰《礼部志稿》卷27，前有太庙建制沿革及嘉靖十五年改九庙之制的详细记载，后有嘉靖“二十四年重建太庙成”的记载，都删掉了“四月辛酉夜宗庙災”。（明）申时行、林尧俞、俞汝等，为了维护皇权，明哲保身，在《大明会典》《礼部志稿》中磨灭掉“重建太庙”的史实真相。从中，感兴趣的人对“太庙享殿是否重建于嘉靖二十四年”，也会得出属于自己的明辨。

结语：

官修史书中语焉不详的记述出自申时行等朝中大员之手，他们构建了一个“公认的史实”并流传至今。在偏远的鄂西卯洞，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徐珊也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偏偏这份记录中的数据像一颗小石子，硌住了“公认的史实”这块大石头，让它立得不那么稳当。这里面有徐珊秉笔直书的坦荡，也有张居正、申时行等大学士们的不写之写，更有明朝那几位皇帝的算计、执拗与天威难测……但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此文原载2025年10月7日《北京晚报》“五色土栏目”，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以免造成侵权行为）

作者系 北京工业志鉴专家委员会专家

原北京工业志编辑部编审

2026年2月4日重录于陋室

来源：北京号

作者: 李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