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从汉墓中取出的“土疙瘩”，在文物修复师的手中渐渐显露真容——泥土之下，密密麻麻的铜钱，如同被一根铜柱串起的冰糖葫芦，层层叠叠，锈迹斑斑，却又排列规整，仿佛刚刚从某个古老作坊的炉火中取出。

它是什么？摇钱树，铜钱串，抑或其他？

近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号发布《涪陵焦岩遗址M3出土钱范初探》，文章作者、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文博馆员李振文提出全新观点：这件曾先后被认作“铜钱范”和“摇钱树”的文物，实为一件三峡库区同时期墓葬出土文物中罕见的汉代“叠铸铜钱”。

什么是叠铸铜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古代铸钱故事？1月22日，在李振文的娓娓讲述中，这件从涪陵焦岩遗址三号墓中出土文物的故事，被缓缓揭开。

汉墓出土的神秘器物 见证铸钱工艺珍贵瞬间

2014年，重庆涪陵焦岩遗址三号墓的考古现场，一件长约80厘米、中部粗厚、两端渐窄的“青灰色器物”被小心提取出来。它出土时已断裂为两截，表面被厚重泥土包裹，仅边缘隐约透出圆形轮廓。因其形制特殊，在峡江地区汉代遗存中几无先例，考古人员依据那若隐若现的轮廓，谨慎地将其定名为“铜钱范”，编号M3：29，送入文物库房等待进一步研究。

时光流转至2023年，在“三年修复计划”的推动下，这件沉默近10年的器物终于迎来了系统的修复清理。当表面的千年积土与锈蚀被层层剥离时，它的真实样貌震惊了现场专家：中央一根坚实的铜柱，周围规则地附着着一圈又一圈铜钱，有40余层，形如一棵结满铜质“果实”的树。

它是一棵摇钱树吗？专家们在仔细观察后，否定了这一看法，因为这个修复完成的文物与汉晋时期流行的、装饰繁复、富有神话色彩的青铜摇钱树有着显著差异，它上面既无仙人神兽，亦无枝叶蜿蜒，其结构更似某种规整的工业半成品。

这件文物究竟是什么？李振文经过系统比对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它并非模具，亦非冥器，而是一件尚未完成最后分离工序的“叠铸铜钱”，是汉代铸钱工艺流程中一个被偶然保存下来的珍贵瞬间。

文物再现古代中国

铸币的“规模化生产线”

叠范铸钱发明于西汉初期，是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发展的高级阶段，堪称古代中国的“规模化生产线”。它彻底改变了以往单范铸钱、效率低下的模式，通过将数十套钱范如同叠罗汉般精密组合，实现了一次浇铸、成“树”取钱的飞跃。

在李振文的讲述中，这条2000年前“生产线”的制币过程被详细披露。

工匠选取细腻石材，精雕细琢出钱币的纹样与文字，制成石质的祖模，以此为蓝本，翻制出泥质范片，烧成陶范后，再浇铸出可反复使用的金属范母。至此，标准化的母模便告完成。

规模化生产的核心在于“叠合”，工匠用特制黏土在青铜范母上压印出带钱腔的泥范片，每两片合为一组，构成一枚钱币的完整型腔。

随后，数十组这样的泥范片被垂直对齐、层层相叠，中央的浇铸孔道贯穿上下，形成一个高大的圆柱体。整个叠堆外用草拌泥加固包裹，仅留顶部浇口，入窑焙烧后成为一体化的坚硬陶范包。

当高温熔化的青铜液从顶部浇口注入时，金属液体便沿着中心主通道奔腾而下，并通过各层隐秘的支流网络，充盈每一层、每一枚钱币的型腔。冷却后，打碎陶范外壳，一件完整的“青铜钱树”便呈现出来。

然而，这棵“树”并非终点。它还需经历最后一道工序——工匠需将一枚枚钱币从中心柱上逐一掰离，再打磨毛边，方能成为市场上流通的标准货币。

李振文说，这件文物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凝固在了“铸成未掰”的环节。或许是因铸造微瑕遭弃，或许是被有意随葬，这才让今人得以目睹汉代大规模、标准化铸钱过程中那个鲜活而具体的中间形态。

叠铸技术的背后

藏着这样的国家经济统合

这件叠铸铜钱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工艺展示的范畴，它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人们理解秦汉时期国家权力如何深入渗透并塑造经济血脉。

出土古钱范的分布地图，清晰地勾勒出历史轨迹：先秦时代，铸币模具广泛散布于各诸侯国地域，铸币权处于相对分散状态。进入秦汉时期，钱范主要在陕西、山东、四川等地被发现，这些地方是当时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封国。

这一空间格局的变迁，无声诉说着铸币权力从多元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进程。

特别是在王莽改制至东汉时期，中央政府为强化货币统一，甚至推行“颁发范母”的制度，由中央制作标准青铜范母，分发至各地铸钱工坊，以确保钱币大小、成色、文字的高度一致。

叠铸技术的高效与标准化特性，正与此种强化中央管控、追求大规模统一生产的需求完美契合，从而获得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李振文说，重庆涪陵焦岩遗址三号墓还出土了可辨识的五铢、半两、货泉等钱币共46枚，时代跨度从西汉延续至王莽新朝，墓主人身份或许与地方经济管理或铸钱事务相关。

这件“叠铸铜钱”，其意义正在于它并非流通的“终点”，而是生产流程中的“中间态”。它比任何一枚光洁的成品钱币都更具象、更直接地揭示了汉代国家主导下，铸币业所达到的规模化、标准化高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