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微

《君临天下：世界历史上的皇帝》[英]多米尼克·利芬 著 王岚 译 九州出版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并广播全国，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这被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由一位合法皇帝所施加的重大影响。随着现代化进程，皇帝制逐渐被抛弃，强人时代、家族统治与帝国时代让位于新的政治体，皇帝一词也走进了历史。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在《君临天下：世界历史上的皇帝》中探讨了历代君主所需的素养——耐力、精力、判断力、雄心、勇气与仁慈，这些品质部分天生，也由教育与经验塑造。书中还分析了婚姻策略、继承制度对王朝的影响，并指出尽管帝制在当今文明国家中已基本消亡，但其政治与文化遗产仍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

　　工业革命后，社会剧变，法国大革命重塑了政治形态，而欧陆强国德国与奥地利则在“欧洲支配世界”的思想下，延续着强大的君主传统。19世纪末，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共享着荣耀，也面临着深重危机。当威廉二世在柏林无忧宫检阅近卫军时，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正凭借工业力量崛起；而在维也纳霍夫堡宫，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则以勤政试图维系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统一。这两大王朝的崩溃虽直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失败，但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制度与现代性诉求之间的深刻冲突：工业化催生的阶级觉醒撕裂了封建等级，民族自决的浪潮冲垮了王朝认同。

　　德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根植于其铁血统一的基因。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确立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实则为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披上了议会外衣。皇帝独揽军队统帅权、宰相任免权及法案否决权，议会受容克贵族操控。资产阶级为经济利益默许皇权，工人阶级则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奥匈帝国的体制则建立在更为脆弱的民族妥协之上。1867年《奥匈折衷方案》创造了一个“二元怪物”：皇帝同时统治奥地利与匈牙利，两国各有议会与政府，仅共享外交、军事与财政。凭借匈牙利平原的粮食与波希米亚的军工，帝国在20世纪初仍位居全球经济前列，但这一妥协性君权始终无法消弭帝国内部深刻的民族矛盾。

　　当工业化浪潮席卷中欧，君主制度与现代性的冲突在两位皇帝身上展现出不同的悲剧轨迹。威廉二世野心勃勃，将个人权威推向极致。他解职俾斯麦后推行“世界政策”，以海军扩张转移国内矛盾，却使德国陷入与英国的军备竞赛。1908年，他因不当言论引发政治危机，暴露其政治幼稚。更为致命的是，1914年7月，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威廉二世向奥匈开出“空白支票”，承诺无条件支持其对塞尔维亚的强硬行动，这一决策直接催化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如史学家所评，他“用19世纪的君主思维，点燃了20世纪的地狱之火”。

　　而统治奥匈帝国长达68年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生历经兄弟被枪决、独子自杀、皇后遇刺等多重家族悲剧，仍试图以近乎苛刻的勤政维系传统权威。他每日凌晨三点起床工作，事必躬亲，但现代化浪潮猛烈冲击其统治根基：帝国境内民族众多，议会常因语言争端瘫痪，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他曾寄望于培养开明君主，皇储鲁道夫也曾写下改革愿景，但鲁道夫的自杀使改革希望夭折。到1916年老皇帝病逝时，继任者卡尔一世面对的是一个濒临解体的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最终碾碎了君主制最后的合法性。1918年9月，德军在西线崩盘，基尔港水兵起义，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德国。威廉二世在众叛亲离中流亡荷兰。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在民族自决的浪潮中土崩瓦解：捷克、匈牙利等地相继宣布独立。1918年11月，卡尔一世签署《放弃参与国事宣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哈布斯堡王朝就此终结，帝国版图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

　　德奥皇权的覆灭揭示了西方现代性转型的两条不同路径。英国通过渐进妥协，自《权利法案》起历经多次议会改革，逐步将君权虚化为象征，使传统权威平稳过渡为法理型权威。而中欧的激进革命虽摧毁了旧制度，却因社会共识断裂付出了沉重代价。例如德国魏玛共和国赋予了普选权与社会福利，但未彻底肃清的旧势力与战败引发的民族屈辱感，最终将脆弱的民主拖入了纳粹的深渊。

　　通过审视历史中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每个时代的局限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皇帝制度的消亡，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世界政治的普遍趋势，这是根植于社会发展与人民觉醒之下的必然结果。尽管皇帝已走入历史，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与治理经验，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