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宫萍 　　法庭的木门被轻轻推开时，我正整理着未成年人案件卷宗。15岁的小宇（化名）低着头，校服袖子卷到肘部，小臂上露着几道淡淡的划痕，身后跟着他面色憔悴的父亲老陈，手里紧紧攥着一份皱巴巴的谅解书。 　　这是一起入户盗窃案，小宇趁邻居外出，翻窗偷走了一部手机和300元现金。案卷里的供述简单直白：“想换个新耳机，爸爸不给钱。”可当我看到他在讯问笔录上歪歪扭扭的签名，以及笔尖重重划过纸张的痕迹时，直觉告诉我，这起看似清晰的案件背后，或许藏着未曾说出口的挣扎。 　　第一次庭审调解时，小宇始终沉默，手指反复抠着校服拉链。老陈则涨红了脸，拍着桌子骂：“我累死累活供他上学，他居然去偷东西！”小宇猛地抬头，眼眶通红：“你除了骂我就是喝酒，我多久没见过你在家待一晚上了？”话音未落，老陈扬起的手停在半空，最终重重砸在自己腿上。 　　休庭后，我带着书记员小李去了小宇家。那是城郊一间老旧的出租屋，墙角堆着老陈做装修零活的工具，唯一的书桌摆放在窗边，上面落着一层薄灰，几本课本被揉得卷了边。“他妈妈走得早，我白天跑工地，晚上有时候还要去兼职，确实顾不上他。”老陈蹲在门口抽烟，烟蒂扔了一地，“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干这种事。” 　　从小宇班主任那里得知，自从半年前老陈换了工作，经常深夜才回家，小宇的成绩一路下滑，还染上了逃课的毛病。“有次我看到他在操场角落一个人坐着，说想妈妈了。”班主任叹了口气，“这孩子心里缺个伴儿。” 　　案件的焦点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如何让这个迷途的少年回头。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我们决定启动社会调查，联系社区、学校和心理咨询机构，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 　　第一次单独见小宇时，我没有提案件，只是聊起了他桌上的课本。“我喜欢物理，想当宇航员。”提到兴趣爱好，小宇的眼睛亮了起来，话也多了起来，“可是爸爸说学这些没用，不如早点赚钱。”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航天科普画册，那是之前处理另一起未成年人案件时，一个孩子送给我的。“你看，这些宇航员小时候也有过迷茫，但他们都没放弃自己的梦想。” 　　小宇捧着画册，指尖轻轻摩挲着书页上的星球图案。“我知道错了。”他忽然小声说，“那天邻居家的灯亮着，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吃饭，就想起妈妈还在的时候……”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滴在画册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为了帮老陈和小宇修复亲子关系，我们联系了社区的家庭教育辅导员，每周为他们做一次亲子辅导。一开始，老陈很抵触：“我一个大老粗，哪懂什么辅导？”我陪着他们参加了第一次辅导，辅导员让两人面对面坐着，说说最想对对方说的话。老陈憋了半天，冒出一句：“儿子，爸对不起你。”小宇趴在桌上，肩膀不停颤抖。 　　同时，我们也多方奔走为老陈介绍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熬夜兼职。“法官，谢谢你，我现在每天下班都能回家给孩子做饭了。” 老陈再次找到我时，脸上多了几分笑容，“小宇最近也不逃课了，还主动跟我聊学校的事。” 　　案件开庭宣判的那天，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明晃晃地洒在地板上。综合考虑小宇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监管条件的改善，我们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并责令老陈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由社区持续进行跟踪帮教。 　　宣判结束后，小宇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法官阿姨，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违法的事了，我会好好学习，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老陈也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发颤：“是你们给了孩子一次机会，也给了我一次重新做父亲的机会。”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小宇的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是小宇在学习乐高编程的照片，笑容灿烂。信里写道：“法官阿姨，我现在成绩进步了，爸爸每天都会陪我学习，书桌前的灯再也不会只为我一个人亮着了。谢谢你让我知道，不管犯了什么错，只要愿意改正，就还有机会。” 　　我把照片贴在办公桌旁。每当看到小宇的笑容，总会想起那间昏暗的出租屋和那盏曾经独自亮到深夜的台灯。作为一名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我们审理的从来不仅仅是案件，更是一个个孩子的未来，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基层法治的温度，往往不在于判决的轰动力度，而在于能否用耐心与智慧，为迷途的孩子点亮一盏归途的灯，为疏离的亲情搭起一座理解的桥。 　　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或许只是微光，但汇聚起来，便能照亮许多曾经黯淡的成长之路。而这，正是我们坚守的意义——让法治在彰显力量的同时，更传递出深刻的温度，让每个犯错的孩子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关爱，都能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与希望。 　（作者系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