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且以芬芳 贺新年

红梅点缀着成都的冬季色彩。 冉玉杰/图

成都市民在花市上选购花卉“供”年。 图据新华社

清代《缂丝岁朝图》里的水仙花。

许永强/文

新年已至，冬意犹浓，却难掩鲜花绽放的生机。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节，一束芬芳不仅能点亮居室，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年供花，自古便是中华传统——汉晋萌芽，宋代盛行，以花为供，祈福迎春。如今，年宵花市推陈出新，品种愈发丰富，形式更趋多样，但不变的是那份根植于文化血脉中的仪式感：以花为媒，传递吉祥，让新年在馥郁之中更添温暖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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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花为供贺新春

说起“花供”这个词，不少人会感觉有些陌生。逢年过节，家里摆上几盆花，装点一下，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何谓“供”？汉代字典《说文解字》曰：“供，设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设者，施陈也。”也就是摆放的东西。摆花，自然可以叫作花供。

新年摆花，皆在室内。把盆栽从庭院搬到堂屋，再折枝插瓶，以插花增添气氛。在室内陈设花卉，早在汉晋时就已出现了。东晋时的笔记《汉宫春色》中说，西汉惠帝张皇后喜欢种花，“于宫中杂植梅、兰、桂、菊、芍药、芙蓉之属，躬自浇灌，每诸花秀发，罗置左右，异香满室。”

既然摆花即是花供，为何尤其重视新年花供呢？

供的另一重含义是祭祀用品，与新年这一传统节日关系密切。在公元新历尚未开始使用的时代，新年称作“元日”“元旦”，是一岁之首，确定为正月初一，始于西汉历法。《汉书·天文志》说，“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正月旦，王者岁首”，新年这天是判断一年年景的重要日子，自然要郑重其事地度过。根据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当时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是祭祀。由一家之长，带领全家老幼先祭神，再祭祖先，以祈求护佑，得一年平安顺遂。最初供品主要是酒和猪羊等牺牲，到了宋代，插花和点茶、焚香、挂画一起成为备受文人推崇的“四事”“四艺”。新年以花为供的风俗也是在此时渐渐流行起来，从宫廷贵族的雅事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家，成为全民共享的年俗。

寻常人家在新年摆花、供花，更爱热闹。红似火，白如雪，郁郁葱葱，香气扑鼻，才有过年的气氛。成都市民新年摆花已成为极具地域特色的新年俗，这份俗韵里，既有对全国通用年花的喜爱，更藏着独属于巴蜀大地的本土花情。

“棕鞋缓步出郊西，沿路铺棻百卉齐。香度青帘沽酒市，水环碧玉浣花溪。共寻芳草人如织，独爱幽兰手自携。二十年来逢盛会，也随士女踏春泥。”这首清代洪锡爵的《游成都花市》描写的是正月里逛成都西郊花市，人潮如织、花香满路，买花携兰的热闹场景。“锦官城外，览群芳、紫陌红尘游遍。百卉争妍延胜赏，铃索彩幡风飐。芍药娇姿，海棠媚影，到眼春撩乱。香云粉雾，花光相映人面。惊艳。引蝶成痴，惹蜂作闹，喧鸟声都颤。故态犹存狂未减，我也魂销无算。老尚情多，愁将酒扫，买醉归来倦。灯残梦醒，客衾依旧寒恋。”出自清代潘榕的《百字令·二月下浣客成都，游花市》，则描绘花市繁花、游人如织，侧面烘托新年前后买花、赏花的胜景。同样是清代诗人吴云峰的“仲春十六会期时，货积如山色色宜。去向二仙庵里看，令人爱煞好花枝”。写成都二仙庵花市，花货如山、花色喜人，正合新年买花的热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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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了梅花便过年

梅花原产于中国西南，成都种植梅花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就有记载，这让梅花成为成都本土花系中极具代表性的春日信使。热闹的年节中，插上几枝清冷的梅花，如此有反差感的事，历代文人雅士却乐此不疲，甚至刻意而为。当人们把梅花种入园圃，摆上桌时，究竟从梅花身上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

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中，记载了一件逸事：一日，身处江南的诗人陆凯，遇到北去的驿使，突然心有所感，便折下一枝梅花，托他带给远在长安的好友范晔，并赋诗一首：“折梅（一作‘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对于陆凯来说，梅花如一位传递友情的使者，把江南的春意，送给了远在北地的朋友。这开启了古人折梅送友、以梅传情的风雅传统。

先秦典籍中，确实已有梅的身影，不过，却几乎嗅不到花香，无论《诗经》还是《尚书》，讲的都是梅的果实。而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梅果常被用作调味品，用来烹煮鱼、肉。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文人审美的发展，梅花才开始引发关注。南朝梁武帝的皇家园林内，也种满了梅花，被他赞美为“梅花特早，偏能识春”。在文人眼中，梅花先于众花而开，它的来临，意味着寒冬即将过去，春已悄然来临。借由它，人们表达对春天的期盼，对新年的祝福。从六朝到唐宋时期，在立春、人日、元宵，还有新年初一等充满春意的日子里，古人喜欢剪彩张贴或者互相赠送，叫作“彩胜”，梅花与杨柳、燕子等一起，成为“彩胜”的经典图案。

南宋时期，梅花的“国民度”直线飙升，以至文人吕胜己在《满江红》中，用“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来形容。由于受到全民热捧，梅花成为畅销商品。据文人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记载，“行都卖花者争先为奇”。一夜之间，梅花似乎力压牡丹，成为最受时人喜爱之花。而早在唐代，诗圣杜甫就用“冷蕊疏枝半不禁”来形容梅花，骆宾王也写出过“繁花明日柳，疏蕊落风梅”的佳句。不过直到品味清淡的宋人这里，杜甫、骆宾王的同好才多了起来。“疏枝”“疏蕊”“疏花”“疏影”乃至“疏梅”等，都被用来赞美梅花的“疏”。在林逋眼中，梅花是暗香疏影的清新雅态。为了突出梅之“清”，他用水、月等同样清韵的意象，来映衬梅花。而在世人眼中，林逋的隐逸出尘，与梅花有着同样的格调，所以到了明代，竟出现了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美丽传说。

在宋代文人心中，梅花具有非凡的品格，因此，赏梅就成为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其中，在雪或月的相伴下赏梅最是风雅。月下赏梅，增花之清气；踏雪寻梅，品梅之傲骨。这两件事，都是南宋诗人陆游的最爱。“莫遣扁舟兴尽回，正须冲雪看江梅。”“乘淡月时和雪看……静夜香来更一奇。”不过，月夜看梅虽雅，奈何有时天寒地冻，陆游也忍不住想偷个懒：“江路疏篱已过清，月中霜冷若为情。不如折向金壶贮，画烛银灯看到明。”

把梅插入瓶中，摆在案上，彻夜观赏，岂不是一大享受。不止陆游，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等许多文人，都纷纷插梅观赏。这些平日被反复观瞻的梅花，在新年的家庭聚会中，更是成为众人观赏吟咏的对象。杨万里的《昌英知县叔作岁，坐上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便写道：“……试问坐中还几客？九人而已更梅花。”

腊尾年头，梅花正当季，切枝花期又长，插上之后可欣赏十天左右。年节赏梅，自是美事一桩。这也是对于梅花作为春信之花的吉祥意义的继承。而文人不断赋予梅花的清贞品格，更是让梅花在热闹的年节中，成为张扬不俗品位和高雅姿态的最佳载体。

成都市民对梅花情有独钟，每逢梅花盛开，赏梅的场面十分热闹。大邑鹤鸣山有上千亩青梅，花期从2月初持续到3月中旬，恰好覆盖新年假期。每到青梅花开时，游客陡增，网络上甚至流传着周末“万人奔赴鹤鸣山”的说法，足见成都人对这份本土春景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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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来的迎春客

将水仙开花等同于过年的人，应该不少。成都“新正（新年）”期间，市民就有购水仙点缀年景、视其为“祥瑞之征”的习俗。水仙的“水养易活、清香素雅”契合成都人冬日室内陈设习惯，瓷盆清水配卵石的养护方式，成为腊月至正月里案头、窗台的经典景致，承载“家有水仙，富贵年年”的美好寓意。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水仙仍是年宵花市的主力品种，与春联、年夜饭等共同构成成都人的新春记忆。可若问水仙原产于何处，却少有人知。

中国地大物博，物种繁多，而水仙花又绽放于中国农历新年，自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花。民国时期的学者翁国梁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水仙考》中说水仙的原产地是湖南、湖北等地，浙江的舟山群岛也有野生水仙花。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水仙属于石蒜科水仙属，是法国水仙的一个变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和日本本州沿海。法国水仙是有最多变种的水仙属植物，除了中国水仙外，其他变种大都生长在地中海沿岸。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在中国，这些水仙无一例外都在冬春之间开花，这份跨越地域的花期同步，让它成为东亚地区公认的迎春花卉。

作为海外来客，水仙的花名却没有一点异域风情。李时珍说：“不可缺水，故名水仙。”这只解释了“水”，而“仙”则要从他的故乡地中海地区的神话故事说起。古希腊有位美男子——河神的儿子那喀索斯，他有着金子般的头发，光滑的额头，高挺的鼻梁，独来独往，对所有为他的美貌所倾倒的女神不屑一顾。可有一天，他看见了自己在溪流中的倒影，竟被水中的自己迷住了！爱情折磨得那喀索斯日渐消瘦，最终倒在溪水中死了。一株芳香的花，在他倒下的地方生出，白色的花瓣，仿若那喀索斯的肌肤，黄色的花心，是那喀索斯的金发。那花便叫那喀索斯，也就是水仙。

水仙花背后的神话，与中国传统的水中仙人传说，颇有相似之处。而此花喜水，可以水培，因而得名“水仙”，并获得广泛认可。北宋诗人黄庭坚将水仙花比作《洛神赋》中的洛水女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晚年退居故乡的南宋诗人方岳，尝试过在自己的园囿里土培水仙，并成功开花，令他欣喜不已：“丛丛低绿玉参差，抱瓮春畦手自治。地暖乍离烟雨气，岁寒不改雪霜姿。”一两枝水仙有的种在盆中，有的养在瓶里，若是数十上百枝呢？南宋的杨仲囦干脆找了两个硕大的古铜洗，把从萧山买来的一两百株水仙养起来，也颇为壮观。

水仙以纤纤弱质，不改初心，迎霜傲雪，可敬可爱。而生于清水之中，花色白而香气浓，清高之态又足以和莲花相提并论。在南宋理学家朱熹眼中，水仙“弱植愧兰荪，高操催冰霜”，节操不输于君子之花兰花，水中神女更要自愧不如——“湘君谢遗褋，汉水羞捐珰。”朱熹开创的朱子之学，数百年间被视为学术正统。水仙花经他认定，成了花卉圈的“道德楷模”，这也让它在新年花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国水仙有“金盏银台”之称，花瓣洁白似雪，副花冠金黄娇艳，若白银盘中托起黄金盏。新春佳节，绽放的水仙也仿佛在祝福，恭贺新禧：新一年，金银福气全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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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蓉城花香动

成都人的新年，在室内摆花，已有近千年历史。从唐宋“十二月市”中的“花市”，到如今遍布全城的花卉集市，买花过年始终是成都人最浪漫的年俗，正如韦庄笔下“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的千古吟唱，让花香与年味在锦官城代代相传。

这份绵延千年的花事，离不开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本土花卉的滋养更让这份年俗有了独特的巴蜀印记。成都平原本土花卉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芙蓉与蜀葵。芙蓉又名木莲、拒霜花，是地道的乡土花卉，早在汉代就已在蜀地栽种，东晋《汉宫春色》中便有宫中种植芙蓉的记载，到后蜀时期达到鼎盛，后蜀主孟昶令全城遍种芙蓉，“四十里城花作郭”，让成都赢得“蓉城”美誉，芙蓉也因此被赋予了守护城池、繁荣昌盛的寓意，其霜侵露凌却丰姿艳丽的特质，更象征着高洁坚韧的品格。蜀葵则是原产于四川的古老花卉，汉代已在民间广泛种植，唐宋时期成为文人画中的经典意象，敦煌壁画中更与莲花并列为佛教名花。它生性耐寒耐热、适应性强，被解读为川人海纳百川、顽强拼搏的精神写照，宋代文人杨巽斋以“但疑承露惊殊色，谁识倾阳无二心”赞其忠贞向阳的品格，端午节时与菖蒲、艾草并挂门前的习俗，更让它承载了驱邪避凶的吉祥寓意。这两种本土花卉虽非新年盛放主力，但早已融入成都人的花文化记忆，成为年节花市中不可或缺的本土符号。

腊月刚至，三圣花市、春天花乐园等五大花市便热闹起来。红灯笼挂满廊道，各色年宵花次第铺开，红掌的热烈、蝴蝶兰的清雅、年桔的丰硕，将集市染成流动的春色。市民扶老携幼穿梭其间，指尖轻拂花瓣，鼻尖萦绕暗香，讨价还价声与笑声交织，恰如林伯渠笔下“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的胜景，更复刻着清代谢家驹“今朝万里桥头望，尽是东西南北人”的热闹。

市民热门摆花品种，主打吉祥寓意，首选蝴蝶兰、大花蕙兰、金桔、冬青、银柳等品种，这类花卉因寓意美好成为主流：蝴蝶兰象征“好事不断”，大花蕙兰开得繁盛，寄托着事业兴旺的期盼，金桔代表“大吉大利”，冬青寓意“红红火火”，银柳谐音“银留”有招财之意。花市中，既有阿姨们钟爱的传统年宵花，也有年轻人追捧的蜡封朱顶红，“注定红”的谐音让这份喜庆更具潮流感。腊梅、仙客来、郁金香等鲜切花也常被用于居家摆放。年轻群体还偏爱马卡龙色系的新品蝴蝶兰，以及冬青、红掌搭配的“全家福”组合盆栽。正如孔尚任在《甲午元旦》中所言“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鲜花早已成为新年不可或缺的吉祥符号。

这份花事传统，早在秦汉便已萌芽，唐宋时臻于鼎盛。宋代成都知府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记载的“十二月市”，将“二月花市”列为重要市集，彼时花农云集，奇花异草与古玩字画同场售卖，盛况空前。陆游“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诗句，正是对成都花市繁荣的生动写照。清代学者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亦提及“二月十五日，赶青羊宫花会”的习俗，花会与庙会相融，成为全民共享的春日盛事。

买花归途中，市民的身影成为街头最动人的风景：有人怀抱刚买的仙客来，盼着“贵客临门”；有人推着装满鲜花的购物车，车里载着全家的期盼；孩子们踮脚够着年桔枝，指尖触到满满的年味。吴文英“正卖花吟春，去年曾听”的词句，道尽了这份年俗的绵长传承。朱光潜曾说，花会是成都人的“惊蛰期”，而新年买花，便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春意唤醒。

从韦庄笔下的烟雨花市，到林伯渠眼中“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的胜景，鲜花早已超越装饰本身，成为成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束花，连接着千年民俗与当下烟火，融合着本土花韵与外来花情，让每个新年都因这份芬芳而愈发温暖。这便是成都的年味，一半烟火，一半花香，在花开花落间，诉说着最绵长的生活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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