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现象引发广泛讨论。“斩杀线”一词源于网络游戏，指的是游戏角色的生命值等指标低于临界值时，会被视为失败、强制退出。而近期围绕美国流浪汉等社会现象的讨论，让这一游戏概念被化用到了社会领域，不仅折射出许多普通美国人面临的高风险生存状态，也隐含了各国公众对传统“美国梦”叙事的质疑乃至反讽，揭示出美国社会“一旦个体底线失守，便可能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基本社会保障、机会与尊严之外”的冷酷逻辑。

客观来看，所谓美国社会的“斩杀线”并非单一的贫困指标，而是由多条制度性阈值交织而成，在多方责任缺位下，共同塑造了一个“低容错社会”。

“低容错社会”的基底，在于医疗、收入、住房等基本生存保障极其脆弱。以医疗为例，美国医疗体系高度市场化，且治理碎片化，服务质量因地域差异悬殊；同时，行业、族裔等因素也深刻影响保障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2024年报告显示，全美约有8%的人口全年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且内部差异显著：拉美裔成年人的无保率高达24.6%，黑人成年人为10.5%；农林渔等高风险低收入行业无保率更达29.4%。

在收入与福利保障方面，许多美国家庭收入微薄、保障不足，陷入制度性的“穷忙”状态。收入上，美国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7月以来未曾上调，过去15年间因物价上涨，其实际价值已缩水30%。保障方面，美国主要依赖雇主福利或州级立法，零工等非传统就业者缺乏基本保护。明尼阿波利斯联储2023年数据显示，在各州参保的失业者中，平均只有29%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基本生存保障的缺失，制度性地造就了规模庞大、抗风险能力极弱、在“穷忙”中挣扎的事实底层。

与此同时，美国教育—债务断裂线不断加深，社会流动通道日益被债务化和风险化。高等教育虽被宣扬为阶层上升的关键投资，现实中却常异化为结构性风险与债务陷阱。在学生贷款高度金融化的机制下，许多人利息滚入本金，债务如雪球般增大。截至2024财年第四季度，美国学生贷款规模已达到1.77万亿美元，借款人人均负债超过3.8万美元。这使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中低收入家庭长期负债，进而侵蚀代际流动的核心通道。

此外，美国司法系统对个人社会轨迹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一方面，犯罪记录会带来终身性的制度排斥。有前科者在求职、获取专业执照等关键环节面临系统性的法律与政策障碍，重新融入社会的路径几乎被阻断。更关键的是，司法过程本身也会因经济能力差异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审前阶段，无力支付高额保释金的被告不仅会失去自由，还可能丢掉工作与家庭支持；经济优势者则可轻易避免此类“未判先罚”。即便这或许并非制度初衷，但如今这条司法“不可逆线”已客观上成为一套筛选并固化经济弱势群体的系统。

从美式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看，社会“斩杀线”实质上构成了一套精密的系统稳定装置。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与公共治理失灵，持续转化为个体责任，从而分散社会压力、抑制广泛民众动员。具体通过三重机制实现：

一是借助“机会平等”的神话与上升通道叙事，不断向个体灌输“持续加注就能翻盘”的观念，使系统风险被感知为个人竞赛，将不满导向内向反省而非制度质疑。二是“分而治之”。通过种族、地域、犯罪记录等精细标签，系统性地将弱势群体区隔进不同的政策类别与道德评判框架，以高度分割阻碍其形成共同的苦难认知与阶级身份认同，瓦解集体行动与阶级政治的可能。三是责任转移。美国福利制度长期处于策略性的“半存在”状态：医疗是商品，住房是投资品，教育是风险投资。通过将基本生存权深度金融化，美国政府得以从普遍保障的责任中抽身，将风险定价与分配交由市场。于是，个人困境顺理成章地被归因为“选择不智”或“缺乏规划”，而非制度保障的缺失。

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现象，不仅暴露出制度性风险的积聚，更是其深层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延伸。历史上，新教伦理强调勤勉与自我负责，将贫困与失败视作个人无能乃至道德瑕疵，这也为美国“社会不提供普遍兜底”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淘汰弱者视为“自然法则”，历代政策在医疗、住房、福利等领域的实践，均呼应了这种“弱者自负”的理念。可以说，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今美国“低容错社会”的文化底色。（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作者：王聪悦

编辑：王丹

校对：李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