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举行1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新出席发布会，介绍我国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教司司长裴晓菲主持发布会，通报近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裴晓菲：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本月发布会提问分为主题答问和热点答问两个环节。其中，主题答问环节由赵世新司长回答大家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热点答问环节由我回答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首先进入主题答问环节，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请大家举手提问。

封面新闻记者：《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请问这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农村黑臭水体分布广、监管难，如何确保已消除的黑臭水体不发生反弹？

赵世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今年初，我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四大重点任务”“十八项重要举措”“十二项指标”，提出整县建设村庄干净整洁、农业绿色低碳、生态环境优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目前，各项工作推进顺利，整县建成比例达到20%，第一批先行区建议名单已经完成公示。

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农村黑臭水体，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部大力推动整治，全国5042条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达到98%以上，实现基本消除，涉及30个省（区、市）、860个县、4100余个行政村，直接受益人口约972万。

一是阶梯式推进、清单化管控。把任务分为两个阶段，明确“十四五”基本消除群众反映强烈的、2000平方米以上的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2027年基本全面消除。动态排查，5042条较大面积黑臭水体纳入国家清单，其他1.1万余条水体纳入省级清单。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带动全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全面提速。

二是系统性治理、生态化修复。修订《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明确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系统治理体系。综合分析黑臭水体的特征与成因，因水体类型施策。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生态化修复等措施进行治理，降低治污成本。昔日的“臭水沟”“污水塘”变成群众身边的“山水画”“民心广场”。各地探索出民生共享型、资源盘活型、生态增值型三类“以用促治”路径，废水变肥水，投入变收入，美丽变经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四川达州将治理后的双映河新利村段、映山社区段用于周边1.2万亩的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灌溉用水，降低灌溉成本约400万元。

三是全覆盖核实、社会化监督。综合采取“四不两直”暗访暗查、遥感监测和水质监测等方式，对地方完成治理水体逐条核实核证，五年来累计2.3万余条次，实现全覆盖。其中现场评估4403条次，共投入人员974人次，行程约百万公里；遥感监测8960条次，水质监测10563条次，平均每条水体监管4.8次。累计发现返黑返臭水体数量约占5%，均指导各地分析成因、靶向整改。河北暗访核查水体2000多条次，推动解决问题160多个。重庆在《重庆日报》、《重庆新闻联播》设立专栏，曝光返黑返臭问题。

农村黑臭水体既受季节性变化节律的制约，也受周边人为因素的影响，水体封闭、易反复，彻底根治是一场持久战，因地制宜完善长效机制很关键。安徽马鞍山等地积极推动将治理好的农村黑臭水体试点发包，推行水质保证金制度，承包期间水质达到生态环保要求的，分期退还保证金，让群众成为水体的使用者、受益者和管护者。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地方农村群众自发支持黑臭水体整治。湖北孝感卫东渠治理中，5户村民主动拆除院墙，让地施工；广西柳州柳南区洛满镇露南村干二屯村民自筹资金11万元，治理身边的黑臭水体。

下一步，我们将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持续巩固拓展治理成果，构建多元受益主体协同参与的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打好农村黑臭水体歼灭战。也欢迎农民朋友们积极参与，共建共护共享身边美好环境。

农民日报记者：去年11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印发《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取得明显成效。请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成效？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下一步有何安排？

赵世新：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明确82项任务。统筹源头预防、排放减量和污染治理，强化空间布局、产业转型、清洁生产，推动污染要素协同防治和部门监管联动，构建全过程全链条源头防控体系。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全体会议，黄润秋部长出席并动员部署，推动落实。各部门和地方协同发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一是政策协同预防。推动产业布局优化、企业绿色化转型。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开展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把住限制类、淘汰类产业准入关。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地方完成竖罐炼锌企业淘汰工作，指导全国10余座铜冶炼PS转炉全面完成绿色升级改造，大幅削减重金属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制修订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28份。完成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二是强化监管减量。加强重点监管单位管理，持续推动钢铁、焦化、水泥、燃煤发电等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大幅削减大气重金属沉降。排查整治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污水管网问题100余个。完成首批化工园区“一园一策一图”试点。完成“十四五”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陕西推动石油开采行业开展4万余个单层钢质地下储油罐排查，完成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地下储油罐升级改造。

三是聚焦重点治理。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支持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污染治理项目。首批启动长江沿线1公里30个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治理。开展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出台《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全球面临的土壤酸化、有机质下降等土壤退化问题，在我国一些地方也存在。结构调整、城市更新对污染地块安全高效再利用提出新的需求。地下储罐、管道等隐蔽设施污染隐患尚未根除。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深入推进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持续充实源头治理任务，推动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不断取得新成效。

海报新闻记者：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加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请问相关工作进展如何，探索出了哪些适用于推广的技术路径？谢谢。

赵世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坚持治、用、养结合，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抓好耕地污染源头防治、盐碱地有序利用、黑土地等优先保护类耕地涵养，治土治水治气，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

您关注的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问题，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十四五”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实现风险“三个降低”：大气重金属沉降累积风险降低；废渣底泥随水污染农用地风险降低；国家重点风险监控点土壤镉含量降低。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局部向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明确目标任务，压实地方责任。充分利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环境监测等结果，以县为单位，分阶段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溯源和整治全覆盖。

二是精准溯源断径，实施系统整治。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隐蔽性强的特点，通过大数据、监测、现场摸排等方式，分析污染成因，追溯在产企业和历史遗留污染源。对大气输入型污染，划定重点区域，对重点行业企业执行重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通过源头管控重大工程支持工艺设备、废气设施升级改造，减少含重金属颗粒物的排放。对水输入型污染，统筹各类资金，治理涉重金属历史遗留废渣及受污染灌渠底泥，解决了一批突出污染问题。

三是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安全利用。配合农业农村部，指导地方根据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结果、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等，动态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实施分类管理，持续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常态化开展遥感监测，推动地方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近年来，通过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引导地方先行先试，总结形成一批技术模式和典型经验做法。在源头防治方面，通过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改造，有效降低大气重金属沉降；通过矿区生态恢复、废渣原位阻隔、更换灌溉水源等方式，切断污染物随水进入农田的路径。在安全利用方面，对于严格管控类耕地，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因地制宜落实品种替代、水分调控、土壤调理等农艺调控措施。

“十五五”是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关键期。我们将深化耕地土壤生态环境保护“治、用、养”措施，推动农用地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光明日报记者：近年来民众对地下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持续提升，与其他工作相比，地下水生态环境管理有哪些特殊性？请介绍一下“十四五”以来我国在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考虑？

赵世新：地下水是重要的饮用水、灌溉水水源，确保地下水质量和可持续利用是重大的生态工程和民生工程。地下水处于污染链条的末端，具有不同于地表水和大气的特点。一是隐蔽性。地下水埋于地下，污染状况难以直观、及时察觉。二是复杂性。受非均质的水文地质条件限制，空间差异大，污染迁移转化机理复杂，溯源难。三是滞后性。流动缓慢、自净能力弱。污染一旦形成，治理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完全恢复到初始状态。

我们强化建体系、控风险、保安全，统筹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整治和消除一批污染隐患，全国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一是加快构建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配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从水源保护、源头预防、重点区划定、重点单位名录管理等方面构建重要制度。围绕地下水污染调查、管控修复等重要环节，制定技术文件，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优化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强化监督考核。

二是推进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污染防治。强化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法定义务落实，排查整改消除污染隐患8万余个。组织开展3000余个化工园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和危险废物处置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印发《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推进专项整治。组织完成48个地下水污染防治试点项目，形成一批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成果。山东某化工园区采用“内窥查漏、微创修复”技术，使埋地管网污水渗漏削减98%。

三是加强地下水重点区管控。指导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构建全国“一张图”，推动纳入环境分区管控，支撑对高功能价值、高脆弱地下水资源保护。基于调查类项目成果集成，形成优先防控水源名单，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分类开展综合整治，严控周边环境风险。河南新密“以修代封，分层回填”，封堵废弃煤矿井，切断污染通道，恢复水源井供水功能，保障3300余人的饮水安全。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深入推进化工园区专项整治，有效防治地下水污染。

上游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我们注意到，“十三五”末，全国生活污水治理率仅25.5%，是农村人居环境最突出的短板。请问“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展如何？

赵世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最突出的短板，长期面临“治理难、投入大、运行差”等困难，是群众身边的痛点。“十四五”以来，我们以行政村为单元，明确标准、因地制宜、典型引路、狠抓成效，实现突破性进展。新增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11万余个，比规划目标多3万余个。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51%，较“十三五”末累计治理率翻了一倍多。治理后的村庄，基本做到干净整洁。累计现场访谈群众4.5万余人，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一是逐村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干出来的。我们明确“三基本”标准，建立全国50余万个行政村的总台账，将治理村庄数按年度分解任务，按季度调度进展，按实效评估质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抓，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销。随机抽样、“四不两直”评估行政村4000余个。 

二是因地制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特点、尊重农民意愿，管用、实用、好用，建管并重、一村一策。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指南（试行）》，指导地方根据村庄不同区位条件、人口聚集程度、污水产生规模，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采取资源化利用模式的行政村占到已治理总数的一半以上，推动建设成本下降25%以上，运维成本下降50%以上。

三是典型引路。注重总结梳理基层一线符合农村实际、受到群众欢迎的有效做法和有益探索，形成40余个典型案例供各地学习借鉴。广东翁源探索形成“大网变小网，大站变小站，有电变无电”治理路径，因地制宜推广自然回用、庭院利用、农业循环等模式，使建设成本和周期减少50%，年度运维费用缩减96%以上；河南遂平通过工艺优化调整、分环节“按需使用”，有效应对“潮汐式”现象，运维经费由原吨水1.5元降至0.15元，取得良好效果。

四是帮扶指导。坚持哪里干得好就到哪里总结推广经验，哪里有困难问题就到哪里一线解决。在云南、四川、海南、山西、浙江、青海等多地组织培训，实地教学。学思想，讲政策，取经验，变观念，一对一帮扶，手把手指导。

五是社会监督。畅通基层来信渠道，联合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推出“环境美不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治理建议这里提”征集活动；建立“问题线索—数据分析—督办整改”工作闭环机制，核实办理群众反映问题3000余个。

“千万工程”的起点是环境整治。上个月，我参加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实地调研时，浙江嘉兴的村干部讲，“通过整治农村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美丽乡村促进美丽经济，美丽经济带来美好生活”“好环境引导好风尚”。这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充分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伟力。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推动各地加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短板，不断改善农村生活环境，造福更多人民群众。

新华社记者：正在审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对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予以加强，涉及财政资金保障、农业投入品管理等等。请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分量如何？下一步如何增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成效？

赵世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事关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农民增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量大面广，任务艰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治源头，持续推进农业投入品科学使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农村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地膜科学回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化肥利用率达到42.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1%。

二是查问题，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突出问题发现和推动解决机制。2021年以来，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建立“监测发现问题—调查污染源—系统治理—评估成效”的工作路径。探索通过舆情线索收集、遥感监测等手段，2025年推动解决1000余个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其中900余个畜禽养殖污染问题。

三是评成效，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技术体系。重点选取污染问题突出区域，根据源头治理措施落实、污染突出问题解决、环境质量改善和群众投诉举报四方面的情况，综合评估治理成效。

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江苏常州金坛区针对化肥过量施用问题，引导市场供应配方肥，加强农田退水循环利用，化肥使用量下降6个百分点，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10%。河南内乡县针对养殖散户乱排乱倒突出问题，建立分户收集、就地就近集中还田利用的体系，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9.4%，化肥使用量减少近1万吨。辽宁庄河市形成“遥感线索—无人机核查—帮扶指导”机制，重点推动解决入海河流等敏感水体沿岸隐蔽污染问题，畜禽养殖污染相关的信访投诉较2022年下降63.7%。

生态环境法典对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必将为相关主体落实法律责任和义务，为依法治污、系统治理，为社会监督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后续我们将跟进抓好落实。

南方日报南方+记者：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生态环境部在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受污染土壤修复管理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如何确保污染土地不会被开发利用，修复后土地重新开发利用监管情况是怎样的？

赵世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关系群众生活品质和条件。我们采取系列措施，持续强化监管，有效保障建设用地安全利用，为“住得安心”筑牢土壤环境安全屏障。

一是严格名录监管。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无关的项目”，累计将2630余个地块纳入名录，其中1220余个已完成修复并移出名录。浙江杭州市推动杭钢半山基地退役地块完成修复，腾出净地147万平方米，带动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200多亿元。

二是加强风险管控。对暂不开发利用的企业腾退地块，构建“建立清单—重点监测—污染管控”的全流程风险管控体系。建立覆盖化工、炼焦、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等行业的地块清单，并动态更新，指导地方分类采取制度控制、工程控制和清理污染源等差异化措施，管控1万多个地块。

三是强化准入管理。强化目标考核责任制，采取跨部门联动监管、遥感与实地监督核查相结合等方式，督促地方把好供地出让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两道关”，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对于管控修复后的地块，指导地方组织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并配合相关部门在土地供应、规划建设等环节持续加强联动监管，确保管控修复成效在后续开发建设中得到巩固和维护。

四是提升工作质量。积极推动监管模式创新和能力提升，依托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对地块实现从调查评估、修复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线上记录与追溯。建立覆盖6万名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系统，并对数千份调查报告进行抽查，确保调查评估与治理质量。江苏无锡市梁溪区率先引入人工智能评审，大幅提高调查报告质量，建成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污染土壤转运处置全程可追溯。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守牢底线和支撑服务并重。严控腾退地块风险，有序推动污染地块安全高效再利用，助力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十四五”国家规划纲要将“实施100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列入国家102项重大工程之一。请问该重大工程进展成效如何？

赵世新：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我们聚焦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突出问题，上下联动，确定企业类74个和耕地类50个共计124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坚持高位推动，压实各方责任；以中央资金为牵引，带动民间资本深度参与；建立全流程质控机制，严把设计关、施工关和成效关；强化示范引领，推广一系列典型经验。目前，124个项目全部完成。

一是消除一批土壤环境风险隐患。企业类项目每年可管控5497.8万吨含有毒有害物质物料泄漏风险。耕地类项目每年减排含重金属颗粒物191.3吨，有效管控4.7万余吨废渣重金属污染风险。

二是构建三位一体技术路径。推广管线架空建设，实现渗泄漏“可视化”；创新池中池、池中罐等复合防护“双保险”技术；构建涵盖渗漏监测装置和地下水监测井的渗漏“早发现”系统，形成“可视化—双保险—早发现”技术路径。天津某企业对投用超30年的地下含油污水管道进行架空改造，使污水集输“可视化”，泄漏“无处遁形”，每年可管控约10万吨含油废水的泄漏风险。江苏某企业以管道化输送替代车辆转运，每年减少物料泄漏1.82吨，节约运输成本300万元。

三是打造环境经济双赢模式。以实现企业“小投入、大产出”为目标，指导企业因地制宜系统改造，实现降本增效。四川某企业通过工艺升级、绿色化改造、边生产边管控，在守护沱江及周边千亩农田环境安全的同时，每年节省治污费用1000余万元，开发废气资源化技术，由“花钱治废”到“治废生金”。

四是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推广管道非开挖修复、储罐声发射检测等典型技术，为企业提供实践指导，3400余家企业主动实施绿色化改造。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谋划“十五五”重大工程，强化政策激励，引导更多企业更加突出源头治理，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裴晓菲：下面进入热点问答环节。

澎湃新闻记者：近期，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加严了PM2.5和PM10、SO2、NO2等污染物浓度限值。我想请问，当前我国正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加严标准是否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福祉改善产生不利影响？

裴晓菲：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2012年现行标准发布时的情景，当时大家就关心两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达标？汽车等行业能承受得了吗？从实践经验看，标准修订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全国空气质量，而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2015年相比，十年来全国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3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68%，但国内生产总值上升63%、汽车保有量增长111%。通过实施相对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我国引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现了四个战略性转变：由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空气质量改善转变、由单一污染物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由工业源向多种污染源综合治理转变、由局地污染控制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国内外经验表明，相对严格的标准，不仅引领空气质量改善，更好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为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实施方式看，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福祉改善的正面推动作用更加明显。首先，与污染物排放标准相比，空气质量标准侧重目标引领和战略导向，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其次，空气质量达标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我们不一味追求改善速度，达标涉及到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件和相关行业领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会逐步出台，达标所需的配套资金、技术、方法手段会循序渐进落实到位。第三，本次修订对PM2.5和PM10浓度限值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就是为了降低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

从长期来看，加严标准不但有助于推动PM2.5浓度的进一步降低，促进空气质量改善，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急性发病和住院风险，带来显著的公共健康收益，增进民生福祉；而且能够有效带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促进冶金、建材、石化等行业先进工艺的推广使用，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新社记者：谢谢您刚才的介绍，我还想追问一个题目，有人认为，即使是修订后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还有差距，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裴晓菲：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既要考虑空气质量基准，保护人体健康，也要考虑本国国情，统筹发展与保护，不能照抄照搬。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国情分别修订了PM2.5浓度限值，比如，2024年美国环保署将PM2.5年均值从12微克/立方米收紧到9微克/立方米，与之相比，我国的PM2.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仍偏宽松。但标准限值不能简单照抄国际最严水平，而应立足国家实际和发展阶段，综合考虑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治理能力等因素，确保修订后的标准限值科学、合理、可达。

从我国国情来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世界第一，这些都意味着我国要排放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另外，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预计我国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大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与我国当前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条件下，其PM2.5浓度限值同样处于25微克/立方米左右。

因此，此次标准修订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我国以更高标准引领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我们注意到，在第七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提到昆明基金理事会批准了第二批22个全额支持项目，能否详细介绍这批项目的具体情况？

裴晓菲：2021年10月，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政府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昆明基金于2024年5月正式启动，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基金注资4亿元人民币，成功实施首批支持的9个项目，并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

12月10日，在第七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期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昆明基金最新批准的22个全额项目，总额将近2800万美元，惠及34个发展中国家，覆盖了非洲、亚洲、东欧、拉美和加勒比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区域。这些项目不仅在地理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在内容上更是紧扣“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聚焦海洋与陆地生态系统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领域。

我可以具体举几个例子，像在亚洲区域支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保护和恢复中亚跨界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连通性，支持巴基斯坦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政策主流等。在拉美区域，支持COP16主席国哥伦比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合作实施“提升生物安全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利用”项目等。

我们期待通过这些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实践参考，带动更多资源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感谢赵世新司长，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参与。今天这场发布会是2025年的最后一场发布会，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感谢过去一年里记者朋友们对生态环保宣传工作的大力支持。新的一年，希望与各位继续携手同行，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进展、新故事。

预祝大家元旦快乐，阖家幸福。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