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降，中国西南、中南、江南、岭南及东南等南方地区经济社会普遍获得快速发展，各区域及区域间人群组成与流动、地方行政建置与管理、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复杂和多样，对这些状况的深入研讨，始终是理解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切口。长期以来，学界虽在华南区域史、社会经济史、民族史等领域成果丰硕，但在打通断代、贯通制度与基层实践、深化跨学科对话等方面仍有待拓展。为进一步推动对华南历史深层结构的理解，2025年11月29日至30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举办的“宋以降华南地区的人群、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浙大城市学院等全国近20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中青年学者，跨越历史地理、历史文献、经济史、社会史、民族与人类学、边疆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围绕宋以来华南地区人群流动、政治治理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关联展开深度研讨。

与会者合影

研讨会开幕式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致欢迎辞。她指出，华南地区“地理-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极具研究价值，本次研讨会聚焦“人群、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既关乎地理环境对人群流动的影响机制，也涉及宗族制度与地方治理的演变逻辑，更旨在揭示政治权力通过文化符号塑造社会秩序的内在过程。张晓虹强调，历史地理学研究兼具“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特质，希望通过本次跨学科交流，不仅能厘清华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更能为当代区域发展、文化传承与民族交融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杨伟兵教授作会议主旨发言。他指出，学界对区域史的讨论已不再怀疑和犹豫，在以区域为研究核心对象的历史地理学而言更不是问题，学界总会被精彩的区域案例感到振奋，能够将制度讲得实在和鲜活，发掘和呈现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会议举办旨在深化对区域、对南方地区、乃至对中国大历史的认识。中央王朝在南方地区推行的许多制度，因人因地大多具有特殊性，对这些制度的发生、发展等流变需要做出良好的梳理。这时候视野需要放长，需要打通断代，拉通相关的历史时段。毋庸置疑，宋代以来的千年历史对南方地区讲来，在制度史讨论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那些新开发地区或深化开发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边地地区的统辖与治理。他认为，以区域史展开制度研究，也难免被认为会落入地方史的窠臼，如所谓的将宏大问题地方化、零碎化，但或许这正是南方各地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当一个区域的研究能够达到将之放大到“山头主义”“细微碎片化”的程度，只要不是粗放、虚空，而是实证所出，起码证明这些地区具备较好的史料、史事与史实，能够做出地方叙事，“地方主义”便是特殊类型，为制度史研究提供独特贡献。当前区域史研究虽已成共识，但区域间的比较、人群的流动、制度的因地制宜等问题仍需加强对话。他特别指出，宋代以来中央王朝在南方新开发地区及少数民族边地推行的诸多制度具有高度特殊性，亟需拉通断代、结合地理视野，对制度的发生、流变进行精细考辨。

研讨会设六场专题报告，与会学者围绕部族关系、疆域地理、地方行政、土官土司、聚落交通、民间信仰等问题，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结合，借助GIS 技术等多元方法展开研讨，既有个案研究的精深剖析，也有理论层面的反思提炼。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会议学术发表水平高、专家评议和讨论深入，拓展了我国区域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相关成果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地方治理体系研究，更能为当代区域治理提供宝贵历史启示。

第一场聚焦王朝治理与地方社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春来以《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央地关系与国家治理》为题，剖析了传统中国在西南地区“编户国家”与“领地国家”并存的治理模式。他表示，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梁文力通过细致考证，厘清了宋元之际“罗氏鬼国”的广狭二义及其与周边部族政权的关系。他在《宋元之际的“罗氏国”考论——兼论其与周边诸部族政权的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宋元之际西南地区曾存在罗殿国、罗氏鬼国、罗蕃等数个名号相近的部族政权，关于这些部族政权的关系，前人聚讼而无定论。通过细致地梳理和考证，宋元之际的“罗氏鬼国”有广狭两义。狭义的“罗氏鬼国”即水西阿哲部，亦称“阿者国”。而广义的“罗氏鬼国”则是对以罗罗为主体、实行“鬼主”统治的多个部族政权的泛称。而罗氏国亦是这一时期诸多被称为“罗氏鬼国”的部族政权之一。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周妮的《从“内地边缘”到“中间地带”宋至清时期“苗疆”区位角色的转变与区域地名演变》一文，则从地名演变切入，揭示了“苗疆”从“内地边缘”向“中间地带”角色转变背后中央治理策略的调整。她从“内地边缘”与“中间地带”、“内地边缘”时期湘鄂西地区地名命名、“中间地带”时期“苗疆”的由来与凸显和“中间地带”时期“苗疆”地区地名命名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研究从明代开始探讨“苗疆”地名的由来入题，反思了“苗疆”作为内地与边疆之间中间地带的角色及其对区域治理的影响。同时，分析了苗疆在明代区域命名变化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如何帮助重新认识苗疆区域的研究，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策略调整以及区域社会的互动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楠林的报告题为《清代云南沿边流民管控与治理困境下的秩序想象》，其以云南沿边土司地区为例，着重分析了清代相关人口流动管控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其在多元社会结构中的执行过程，试图揭示清代国家治理制度在边疆社会运作的具体特点。

第二场关注地方行政制度与边地建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潘晟以《人文渐起：19世纪的七里洲与八卦洲》为题，探讨了19世纪七里洲与八卦洲的地理变迁与人文景观演变，揭示了沙洲发育、文献记载与地方事务关注之间的关联。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名实兴起的七里洲，却在整个19世纪的文献之中极为沉寂，记载寥寥，无形中似乎被消声了；而后起的八卦洲，则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于光绪十一年（1885），不仅进入一个快速的沙洲发育期，在文献记载中作为江宁驻防八旗的共有产业，在地方事务中日益得到关注，在名实竞争中于19世纪末，八卦洲作为地名已经超越七里洲，开始成为该地沙洲的总称，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流动的人文地理景观。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斌提出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七维度框架，基于行政区划的基本构成要素及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内涵，他对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具体维度进行了总结概括，认为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具体维度应该包括建置变迁(狭义)、名称变迁、辖地变迁、层级变迁、驻地变迁、隶属关系变迁、下级政区变迁等七个维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杨伟兵作了题为《元明清南方边地的行政建置及其制度再辨》的报告，他以元代中后期边地宣慰司、明代西南边地卫所和“军民共治”的军民府、清代西南和中南地区的厅等为例，梳理元明清南方边地行政建置，指出元代边地宣慰司为土司制雏形，明代军民府体现 “以文控武” 特点，清代厅制推动边地纳入内地治理体系，展现了中央对边地治理逐步深入的过程。从元代边地宣慰司（道）、明代边地卫所与军民府，再至清代的厅，边地行政建置的演变，既体现制度一定的延续性，又呈现管理层级与幅员的下延，是中央王朝对边地治理逐步深入基层的具体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树鑫则以贵州为例，展示了明清土司制度改革的多样性与调适性。他在《明清贵州土司制度的改革及调适》的报告中指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和贵州地方当局陆续在黔省实施了改土归流、设立虚衔土司、再造土司、世职归标等不同形式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一方面既反映了王朝国家在不同时期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王朝国家因地制宜、适时调整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机制。总括性、贯通性地呈现明清贵州土司制度的改革与调适过程，有助于切实推进中国历代地方治理体系的研究及阐释。

第三场探讨族群互动与基层管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赖锐以永宁地区为例，揭示了明代卫所衰败后“以夷制夷”乃至“众建土屯”的治理转型。他以《明代四川盆地南缘的族群互动与国家治理——以永宁地区为例》为题，梳理出明代四川盆地南缘永宁地区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型过程。明代前中期在此地设置了一系列卫所，与土司辖地呈犬牙交错之势。明代中后期，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衰坏，明初设计的“以卫御司”的制度逐渐难以维系。甚至还要仰仗土兵协助，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土司势力乘机做大，最终酿成奢安之乱。平叛后基于多族群格局的实际情况选择“众建土屯”，设置新型过渡政区安边同知以统御之，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吴才茂作了题为《清代长官司辖区的头人任命与村寨治理——以清水江文书所见委牌为中心》的报告。他通过对以清水江文书中“委牌”的文本进行了系统梳理，剖析土司制度下的基层权力运作与村寨治理逻辑。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黄忠鑫作了题为《鱼鳞图册与清代增城乡村土地秩序研究》的报告。他利用新发现的鱼鳞图册实物，结合方志、族谱和康熙《增城县清田集》等文献，考证图册登载数据和清丈实态，探讨民间社会对鱼鳞图册的利用以及官府借助土地清丈介入民间土地交易等问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董嘉瑜的报告《改土归流与地方政局：以杂谷之役中“君臣对话”为中心》则通过奏折，呈现了杂谷之役中改土归流背后的央地博弈。他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关于杂谷之役前后的诸多奏折档案文本，透过乾隆帝与四川总督、四川提督、松潘镇总兵等地方大员围绕此事件展开的君臣对话，从行政文书流转角度对清代西南边疆经略史与改土归流等问题进行研究，呈现出了改土归流背后中央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及其对地方变革的影响。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讲师张珮的报告《区划、地价与城市身份之争：以民国后期湘潭东坪镇城乡归属案为中心》以民国湘潭东坪镇归属案，揭示了近代城乡身份认同与政治经济权利的紧密关联。她通过对民国后期，湘潭县东坪镇的行政归属在城区属“镇”与“乡”之间反复变动深入研究，认为内陆县城的城市边界并非根据建成区等预设地理界线，而是在国家基层区划治理、土地整理征税与地方社会基于经济生活方式的身份认同三者持续互动中构建。东坪镇拒绝并入乡区、坚持归属城区的诉求，本质是拒绝放弃近代城乡分治背景下由城市身份承载的完整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

第四场讨论历史文化与社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邹怡的《钱塘江过塘行相关民间文书的初步研究》利用钱塘江过塘行相关民间文书，揭示了客货转运行业的运作机制。他指出，过塘行是钱塘江与京杭大运河及江南水网之间货物转运的重要行业。他细致区分出文书中的船票、结算发票、草单。揭示了客商通过过塘行雇船的流程，客商-过塘行-船户之间的三方关系，以及雇船费用的支付方式，并且发现时人眼中，过塘行与过载行有着明确的区分：过塘行仅见于钱塘江下游塘岸地区，而中上游无塘岸地区为过载行。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郑维宽以《从汉字入边看清代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整合的渐进性》为题探讨了汉字入边与清代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整合的过程。壮族先民虽然效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创制了古壮字，但是古壮字仅为部分人使用。汉字入边为广西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有力抓手，一些外来官员为了掌握土民情况，主动寻求打破语言障碍的途径，用汉字对方言土语进行注音习读，以方便治民理政；而土民也积极学习汉字，用古壮字对汉字进行注解，以《三千书》等作为学习汉字的工具书。外来官员与边地土民对方言土语和汉字的交互学习过程，是王朝推行教化、实现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实现了文字上的双向奔赴，有利于促进广西边疆的文化整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豪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明广西图地名标绘提出修正。他通过考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广西图西部土官土司地区，发现其中存在11处地名标绘问题，并依据方志、实录等史料进行了修正，同时结合卫星地图精确其位置，指出边疆民族地区政区沿革的复杂性与精细历史地理考据的必要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刘灵坪以景东府为例，探讨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流并治模式下的地方行政实态。她认为明清时期景东从府到直隶厅的过程，预示着土官“从职到衔”的变化，也意味着土司制度中实际存在政区与职官的分化。清代通过设置掌印流官，将土官势力从坝区挤压至山谷地带。因地方基层治理力量有限，且西南地形复杂，山谷地带长期保留土司治理模式，土流并设成为常态。地理环境在制度实践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构成了西南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地理基础。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红的《清末民国桂西北圩镇地理与政区变迁》则论证了清末民国桂西北圩镇发展与政区变迁的互构关系。桂西北地区清末至民国政区处于调整的高峰期，圩镇作为当地商品贸易集散地，其发展与政区变迁相辅而行。随着省内、省际及跨国贸易的拓展，桂西北各区域内部相对独立的经济市场逐渐被打破，为政区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影响着政区设置、县级政区边界的调整和政区治所的迁移。

第五场拓展至边疆治理与社会、交通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系统分析了宋代北部与西南边疆治理的差异及其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他的《宋代周边关系对边疆治理的影响》深入探讨宋代边疆治理的多维特性，集中分析北宋与辽、夏的对峙关系如何塑造北部边疆的防御体系，如河北地区的“极边、次边、近里”三边划分与纵深防御策略，同时讨论南宋与金朝以秦岭淮河为界的边疆管理差异。此外，他比较了西南边疆的治理特点，指出宋代在西南延续唐末五代格局，形成汉夷分界的羁縻州体系，并分析宋朝与大理、交趾及羁縻各族的不同关系形态对边疆政策的影响。最后，他强调宋代持久的边疆压力如何深刻影响国家财政、政治运行及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在外部压力与内部调适中不断演变的复杂边疆图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作了题为《魏塘钱氏：明末的家族网络与政治变动》的报告。他聚焦明末清初江南嘉善钱氏家族的个案，通过细致梳理其科举、姻亲与社会网络，揭示该家族在地方社会构建的“微权力”体系及其对地域秩序的影响。他详细分析了钱士升等关键人物在崇祯朝的政治活动及其罢官后的地方实践，探讨了家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分化选择（抗清或投降）与生存策略，包括利用社会资源维持影响力。他还结合地理空间分析，考察了钱氏家族从县城向乡村扩散的生活轨迹，以及其如何通过文化活动（如浙西词派）与政治协作维系地位，折射出王朝更替中地方精英的适应性与家国情怀的复杂性。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大学的《中国海塘史部分技术神话的政治生态学解析》解构了中国古代海塘技术史中的两个典型“神话”——明代黄光升的“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与清代朱轼的海宁海塘工程，批判性分析了其技术效果被夸大背后的环境与政治因素。他指出，海塘技术的所谓“进步”和“高效”叙事常常受到钱塘江主流改道等自然动力变化的深刻影响，而非单纯技术优化；同时，这种神话的塑造与维系与王朝政治需求密切相关，例如清代为节省财政支出、迎合皇帝意志（树立朱轼为典范）而强调低成本技术方案，实则将工程风险转嫁给基层官员。他最终强调，海塘技术史研究必须结合环境变迁、政治生态与官僚利益进行综合考量，超越线性进步观。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江田祥以《唐宋以降广西交通地理与区域社会》为题，他从秦军南下路线与秦汉政区设置切入，简略探讨了历史时期广西交通路线的地理格局演变，分析了唐宋以来广西交通干线的变迁与王朝经略、地方政治变动的关系，还考察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驿站制度改革后广西的交通夫役制度，地方政府通过不断将州县里甲、渔户、傜僮等不同人群纳入徭役体系，同时也颁发并调整《饬定夫役章程》，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财政运作与族群互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霍仁龙的报告《近代西藏交通路线网络重建与研究——基于外国人入藏交通路线的考察》基于GIS方法，利用历史文献、考察报告、古旧地图等多源数据资料，重建了近代西藏及周边地区由3349个交通节点、119条交通路线组成的网络，分析了交通路线的空间格局特征、影响因素与历史演变过程。报告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也为近代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开辟新视角。

第六场展示民间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勇的报告《谁是王爷？明清四川的王爷信仰》基于田野调查，揭示了王爷信仰随移民、商贸传入四川后的本土化和多元化的过程。王爷信仰在不同时期呈现差异，明代主要崇拜李冰父子及江西的晏公、萧公；清代则盛行杨泗将军信仰，李冰父子、赵昱等原来的水神信仰亦有崇祀。明清以降四川沿江、沿河场镇的王爷庙与西南地区水道开发、移民迁徙与商贸发展有密切关系。湖广籍船民通过长江、嘉陵江等水道将杨泗将军信仰带入四川，反映了清代以降长江上游船运业的繁荣；而清代四川沿江场镇均有以王爷庙为中心的信仰空间，则与清代四川城乡场镇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官方对王爷信仰的认可与加封，则进一步推动了船帮、商帮等不同社会群体对王爷信仰的参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吴小红的报告《宋明之间：元代江南的信仰控制与放任》分析了元代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放任，及其对明初礼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她分析了元代民间信仰与道教在国家治理中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了元代对前朝祠神信仰的重新确认和再加封机制及道教系统的行政扩张。她认为，元朝虽延续了宋朝加封祠神的政策，但对前代在典祠神并非无条件接受，而是通过严格的审核与筛选确认部分前朝祀典祠神，并有一套漫长繁琐的请封流程，以此重新确立元朝与祠神及信众的庇佑和忠诚关系。同时，由于元代江南以张天师为首的道教系统不仅一度拥有处理涉道事务的行政衙门和自成体系的垂直道官系统，还有度牒发放、道观审批等涉道行政权，因而民间祠神在难以获得元朝官方的重新确认和加封时，转而寻求道教系统的封号。这种变化不仅造成元代江南的教权对皇权的侵蚀，而且导致江南祠神封赐的混乱，对明初基于儒家理想的礼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初试图整肃淫祠、简化祭祀，但因道教深度参与国家祭祀而致元代道教扩张的影响长期未能消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朱海滨以《明代江南地区的里社坛和土地庙——兼论明中后期土地庙非源自明初里社坛》为题澄清了明代江南里社坛与土地庙的兴衰关系，反驳了“土地庙源于里社坛”的流行说法。他对明代江南地区里社坛的组织实施情况及其衰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澄清了先行研究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而围绕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土地庙的兴盛与里社坛衰落的关系进行讨论，指出明初在推行里社坛制度的同时并没有禁止土地庙，最终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土地庙越来越兴盛，而政府强推的里社坛走向了衰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春宇的《“汉回皆天之赤子”——从河西圣谕坛看云南红白旗动乱》展现了民间宗教组织在云南回民战争中维护地方秩序的独特作用。他利用清代河西县圣谕坛在咸同两朝期间阐出的鸾书，考察清代云南红白旗之乱（回民战争）中善坛组织在地方秩序维护中的作用。河西的圣谕坛除宣讲圣谕和扶乩阐书外，还承担了安抚人心、整肃纪律、鼓舞士气等重要功能，参与了县内诸多实务，并联络起河西周边的民间宗教力量，助力本地士民安然度过战乱。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的会党与教门在回汉冲突中作用迥异：会党由壮年男子构成，重实利具攻击性，激化矛盾；教门由士绅主导，老年人和妇女居多，保守少涉暴力。

在各场综评与总结环节，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跨学科、跨断代、跨区域的研究特色。报告既有个案考证的精深，也有理论反思的力度；既有制度史的“下沉”，也有人群、信仰与日常生活的“上升”。多位评议人强调，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一手文献（如文书、舆图、碑刻）的物质性鉴定，强化田野调查对文本的验证，并在AI时代不忘历史研究中对“人”的关怀与情感共鸣。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兵教授在闭幕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研讨实现了“打通”的目标，与会学者的研究打通了历史与空间、个案与整体的界限，体现了研究的全面和深化。他强调，跨区域、跨学科交流对深化制度史与区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话与比较，本次会议的“华南”是一个广泛的地理定义，包括西南、中南、江南和岭南，旨在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解读国家的治理机制，与学界不同流派学习互鉴。最后，他指出，正如与会学者达成的共识，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强学术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历史研究走向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发展。

张昕、杨通洲（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