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日上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人物·文本·图像：信仰传统的多元展演”讲谈会暨《紫柏真可禅师年谱长编》新书发布于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讲谈会的主旨发言由台湾地区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廖肇亨教授主讲，主题为“从晚明出版文化看《嘉兴藏》”，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主持。讲谈会伊始，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赛副总编辑分别致辞。陈广宏指出本次讲谈会的核心议题为晚明佛教复兴时期的人物、文本与图像，而廖教授的选题既与嘉兴藏刊刻的中心人物紫柏真可有关，又贯通明清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流变，充分给予各领域学者思想碰撞的空间。

嘉兴博物馆藏紫柏造像

主旨发言中，廖肇亨教授从汉传佛教的研究史的反思展开，结合新面世的《嘉兴藏》等诸多明清佛教文献、《嘉兴藏》在海外流传的情况等方面，结合印刷出版文化，讨论明清藏经的重要特征与意义。

首先是方法论的回顾。从十九世纪末迄今，汉传佛教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教研究方法完全被西方的观念与方法所宰制。西方的研究前提认为印度佛教是佛教的根源，历来的方法大致为对梵文汉译后汉译内容的研究。21世纪后情况有所变化，汉传佛教研究本身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文化史的转向，这应是其最强的驱动力之一。

二是文献资料框架。之前学界使用的通行本汉文大藏经，主要是日本学界编纂的《大正藏》、《续藏经》，学界视此二部藏经为佛教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但21世纪后，佛教文献的大量影印出版，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趋势，大量新见文献逐渐问世：一个是早期的古写经文献，第二个是《嘉兴藏》全藏及稀见零本，近年来出现的非常多，为学界提供了全新视野的可能性，佛教研究已经到了一个重新检讨的契机。

汉传佛教在研究圈中存在感十分微弱，主要涉及五个因素：汉译佛典圣教量地位的转移，学界研究中普遍看中梵文、巴利文语言与文献的重要性；现代性论式对佛教的贬抑，佛教界以外的人认为宗教在某个角度讲就是迷信的表征，现代性语境中对佛教也有一定贬抑；文学研究必须走出固有的模式。其中宗教与文学便是很好的切口，传统文学中宗教的部分很容易被忽略，实际在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与宗教完全无关的文人，文学研究也必须走出固有的模式，对叙事、说理、异文化元素加以适当的重视；学术界理论先行的观念，此种观念挤压了佛教研究的开展；三教关系研究，研究“三教”关系与研究佛教不是同一件事。明清时期三教思想非常流行，但三教关系研究与佛教研究不是同一件事。

接着，廖教授讲到传统对明清佛教文化的批评。亚洲佛教在四五十年前被认为是庶民化的，即在教义上没有深刻的创造性。如果只是停留在《大正藏》或《续藏经》的文献阶段，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但从今天这个时代来看，则已完全不同。学界之前还有三教杂糅、禅道变衰、没有新的宗派、教理发展的停滞不前等说法，连带使明代佛教文献史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台湾地区晚明佛教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圣严法师，《禅门修证指要》也展现了圣严法师对于明代禅学的深厚造诣。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用到很多藏外文献，就是认真地运用藏经的资料，研究成果也非常感人，可见读藏经还是最基本的功夫。《禅门修证》选录了云棲袾宏《禅关策进》、憨山德清《观心铭》、《初心修悟法要》、无异元来《博山参禅警语》、晦山戒显《禅门锻炼说》等数种重要的明清禅学资料。

近年佛教学界最热门话题之一便是大量新出现的佛教藏外文献资料，包括明清传统藏经《嘉兴藏》、《续藏经》、《龙藏》原刊本的发现与出版。近年来调查各地所藏《嘉兴藏》蔚然成风，新出《嘉兴藏》号称收书三百种，除中国以外，佛教文献最多的藏地还是在日本，还有部分东亚域外佛教文献以及各种线上资源。还有一种则是僧诗文献，从现存资料调查来看，僧诗文献的黄金高峰应在清代。廖肇亨教授介绍了近年来研究《嘉兴藏》的重要学者，包括野口善敬、中嶋隆藏、陈玉女、吴疆、简凯廷、法幢法师等诸位教授先生。

过往明清佛教研究仰赖的主要是日本《续藏经》、新文丰版《嘉兴藏》等文献，这也与《嘉兴藏》一脉相承。《大正藏》、《续藏经》的版式经过调整，大多人通常认为《大正藏》是由《高丽藏》修订而成。但在那个时代，出于成本考虑，实际不是一开始就用《高丽藏》做工作用的底本，应是用更易得的《黄檗藏》作为底本，而《黄檗藏》正是依照《嘉兴藏》翻刻而来的。廖教授指出，《嘉兴藏》的刊刻是中国大藏经史上唯一一次也是最特别的一次刻经运动，前后历时之久，南北刻场辗转之多，为历来之最。其很有现代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并不是通过皇家或朝廷的力量推动的，而算是民间的一项刊刻活动，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紫柏真可（1543-1604）禅师，士大夫阶级更是背后推动刊刻的重要推手。

南京博物院藏紫柏画轴

从现存藏经情况看，宋代是藏经产生的关键性年代，如《开宝藏》、《契丹藏》、《高丽藏》等产生于宋朝，在开国初期就成为朝廷资助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说明佛教思想在这个时代的高度流行。宋、契丹、高丽等政权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都刻佛经，说明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国族主义的。就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而言，已经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弘扬佛法，更强调佛教“护国”的超越性力量。以往刊刻藏经一般是在国家刚刚建立或危急时做的事，强调藏经的作用并不是用来读的，而更倾向于发挥其超越性的力量。《嘉兴藏》则是众多经典中的唯一例外，其特色之一就是改成方册藏，为了便于流通、阅读。在《嘉兴藏》以前，大概没有什么人考虑佛经要便于阅读，因而紫柏等提出改成方册藏之初遭遇猛烈批评，认为其神圣性被破坏，但正是《嘉兴藏》的出现成为了促进晚明知识阶层普遍接触佛教信仰的重要条件。

紫柏真可的“偶像”慧洪觉范（1071-1128），其所著《石门文字禅》因创作背景复杂，长期缺乏系统性的注解，曾难以普及。周裕楷先生历时二十余年完成《石门文字禅校注》，所用底本便是明代《嘉兴藏》刻本。紫柏真可对刊刻《嘉兴藏》的热情与坚持，也是使得慧洪觉范能在明代成为知识阶层广泛认可的对象的重要条件之一。

《嘉兴藏》的刊刻从最初的五台山，转移到江南径山一带，随之也带来许多便利。一是与士大夫阶层的交流变得方便，二是促进市场的流动。晚明知识阶层的主要活动就在江南地区一带，江南文化圈中的知识精英是支持《嘉兴藏》刊刻的重要群体。《嘉兴藏》的刻场以嘉兴楞严寺为代表，大多集中在江南地区，交通便利是促进其流通的因素之一。不同于以往藏经收录著作需要向朝廷请示的流程，《嘉兴藏》的刊刻更像是一种商业行为，使著述成为便于流通的文化商品，密切与士大夫阶层的交流，也促进传播。

另一点与其他藏经不同的是，《嘉兴藏》由僧俗合力向民间各阶层以劝募集资方式缓慢进行，各刻场进度不同，因此没有准确的完刻年代，留下了一个后现代性的“开放式结局”。当然，这也导致后世研究难度增加，也体现了刻藏的复杂、多变与胶着情形。

《嘉兴藏》版式统一，稳定期版式为10行20字。即使在不同的刻经场，也可以刻出类大藏经的板式，使大藏经的权威性受到一定影响，也是某种程度的世俗化。所谓的“庶民佛教”，亦体现在考量《嘉兴藏》的重点已由佛教的超越性作用，转移到人们如何接受与阅读，将使用者的体验放在首位，是传统藏经中不多见的。

《嘉兴藏》的产生与晚明出版文化的技术高度相关，出版业的发展为其模块化生产提供了可能。从紫柏真可以后，佛教开始取得普遍性的共识，可见晚明佛教的流行跟佛教出版文化的普及是分不开的。

明代刻经与隋唐最大的不同，很多中古的经本晚明时已经不容易看到，亟待重新发掘刊布，如紫柏真可将慧洪觉范的著作重新发掘出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前代藏经遗留的空白。另外，或许是出于紫柏真可的兴趣，《嘉兴藏》收录了许多艺文类的著作，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这在前代藏经中也不常见。

解释了与出版文化的关系后，廖教授还提及了《嘉兴藏》在海外流传的情况。《大正藏》和《续藏经》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藏经的代表，但此前在海外流传最广的是《嘉兴藏》。据陈玉女近年来所调查《嘉兴藏》在越南流行的情况，越南河仙的众多佛寺是《嘉兴藏》及其他宗教典籍的重要传播据点。其中部分与广东有密切关系，许多经典在此刊刻。日本京都宇治的宝藏院所藏《嘉兴藏》是在大阪的华商捐给隐元（1592-1673）禅师而来，同时那里藏有大量黄檗藏的刻板。后来铁眼禅师则是翻《嘉兴藏》刊刻黄檗宗大藏经的代表人物。日本之外，朝鲜半岛在明代时已经进入朝鲜王朝的时期，儒学发达，某种程度对佛教有所打压，与中国交流不如以前密切。当时《嘉兴藏》已成为流通便利的文化商品，传言日本订购的《嘉兴藏》在海运途中遇到海难流入韩国，大多藏在韩国南部的寺院。整体来看，《嘉兴藏》的流传跟晚明佛教在东亚社会知识社群里的流传情况如出一辙。

最后，廖肇亨教授作出简单总结。历代大藏经的的特色，首先就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皆出自宫廷或朝廷；其次大藏经刊刻是当时印刷文化实力的呈现，并具有自我完足的封闭系统，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但最终超越国族之上的文化理想。明清《嘉兴藏》除具有以上特征外，还展示出与当今的文化精神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跟时代相呼应。第一，主体层面更广。已经不是只有皇家或士大夫接受，而普及到知识阶层。第二，将佛教知识变成可模组化生产的样态，为佛教文化传播提供了灵活途径。第三，虽然强调《嘉兴藏》便于流通的形式是其重要特色之一，但历代以来收集遗存文献的努力也不应被忽略。晚明佛教界的复古运动使很多人重新获得知识社群和教育界的注意，重要代表人物就是慧洪觉范。紫柏真可跟知识社群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弟子王肯堂也是推动唯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晚明文化的“多面手”。正是这些文化观察中方方面面的交集，让佛教在这时焕发出新的力量。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学术是指向现代的。佛教研究跟各个领域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明清佛教就是很好的一个范式。

《紫柏真可禅师年谱长编》，王启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作出点评，指出廖教授的主题明确，拓展的视域开阔，涉及的讯息非常密集，展示出其研究造诣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这个领域很有发言权。他虽是文学出身，但对东亚的思想史、佛教文学的研究都很精深，以非常宏观的视野介绍了《嘉兴藏》的流传及发展经过。对嘉兴藏刊刻面向的问题、海外流传、文献收藏的介绍都非常细致，与其多年来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分不开。郑教授指出许多文学领域学人对文学与佛教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王启元的新书为此开了一个好头，为文学与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除了主讲的主题之外，郑教授以古典文学中诗与佛教的关系、诗僧与非僧人的创作为例，谈及在廖教授讲座中受到的启发。廖教授为从事文学之外领域的学者如何开展佛教研究做出了很好的典范，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对佛教文献有深入了解。

在与谈环节，复旦大学王兴首先表达对廖教授作为明清佛教研究先驱的敬佩，他从自己的研究兴趣明清修道论出发，发现最终从藏经内部看到的明清佛教样态与廖教授所提出的现代性结局非常类似。虽然中古佛教自日本学者开始研究后似乎被刻画成了佛教的黄金时代，但由于时代遥远，给人一种距离感。王兴认为，研究现代东亚佛教的发展走向不能只看黄金时代的产物，而应看到其最近的源流，即明清时代。明清时代与现代社会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面对佛教在东亚社会中存续发展等议题，如何从物质载体、社会组织、精神、思想上去回应这些挑战，明清佛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研究的维度相较于前代也更加立体。略微遗憾的是大量材料在明清两代以后没有保存成大的文献体系，很多留存在日本。

许蔚也认为现在道教学界多数学者也只关注中古文献，明代道教相对来说关注度不高。正如廖教授所说，明清道教的经典出版也非常重要，今天学界使用的道藏就是明代的印本。许蔚提出道教文献主要以写本形式流传，刊刻情况相对较少，特例之一是《玉皇经》，由于其用途之广，刊刻非常多，也影响到部分民间宗教模仿其做法。

复旦大学李猛也提到了大量新材料的出现，传统的版本学对这批材料几乎没有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如印次、书籍史等方面。他关注到晚明刻本《弘明集》的流传与《嘉兴藏》的关系，虽然明代人的刻本有一定不当的删改，但传播极广，影响后世的阅读史与书籍史进程，足以体现《嘉兴藏》的价值。

上海大学杨奇霖提出《嘉兴藏》的刊刻在今天可以从一种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讨论当时人们的社交，即以书会友。王启元一直非常关注《嘉兴藏》的刊刻，《紫柏真可禅师年谱长编》一书正呈现了在刻书的过程中如何把这群人赋予到社交网络意义下，杨奇霖也强调了该书的工具性与实用性。

宁波大学王思遥表示在廖教授文章的影响下开始了做晚明佛教的路程，非常认同其提出佛教研究文化史转向的趋势。她指出明清佛教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与研究对象越来越熟悉的过程。

王思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