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民事 直播打赏赠与合同 网络服务合同对价关系 合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付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案件索引】

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2025）陕0528民初XXXX号（2025年10月16日）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与被告刘某于2024年5月通过朋友介绍在抖音平台相识，在相处过程中，原告李某应被告刘某要求，多次在抖音平台为其刷送礼物，原告李某刷送礼物共花费31823元，同时，原告李某通过微信向被告刘某转账共计7498元。其后，原告李某发现被告刘某已有男友，遂终止交往，并要求被告刘某返还上述款项，被告刘某拒绝归还，原告李某诉讼至法院。

【裁判结果】

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6日作出（2025）陕0528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基于主播对其表演活动的完全自主性和表演内容的非具体明确性、观众打赏行为的完全自愿性和无对价给付性，观众与主播间的打赏行为系赠与合同关系。一般赠与一旦将财务交付，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非法定情形赠与人不得撤销而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被告直播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依照有关规定和行业规则注册成为直播平台用户，并在使用直播平台过程中观看、充值、打赏主播，其打赏又折算成现金由主播提成的行为，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应对其打赏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原、被告之间系赠与合同纠纷，而非不当得利，对于原告要求返还直播平台消费的31823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转款7480元，该转款行为系双方交往期间，原告为向被告表达爱意，增进感情的方式，属于一般赠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微信转款，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注解】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由成年人直播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等打赏行为性质的认定，主要形成以下两种裁判观点：

一、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下的消费行为

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涉及三方主体，即用户、主播及网络直播平台运营方。用户根据个人喜好，通过平台以人民币充值获取虚拟道具，用户将金钱直接支付于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平台根据主播所获虚拟道具数量向主播支付相应报酬，主播与平台之间亦形成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用户在主播的直播间使用虚拟道具进行打赏，借此获取主播及其他用户的关注、羡慕、崇拜，主播通过表演内容获得打赏收益，用户以打赏为对价，在虚拟场景中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满足与愉悦，该行为具有明显的消费属性，因此，打赏者与主播之间亦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二、赠与合同中的一般赠与行为

主播在直播间面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表演，其服务对象并不以实际打赏用户为限，用户可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直播间，打赏行为的发生完全取决于用户单方意志。主播提供的直播内容本质上属于无偿呈现，用户在不要求获得任何对等给付及报酬的情况下，主动将其通过充值取得的虚拟财产赠与主播，该行为符合赠与合同具有的单务性、无偿性特征，应定性为一般赠与行为。

笔者认为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定性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区分赠与行为与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关系中的消费行为，关键在于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对价关系以及相应的合意。

（一）对价关系的认定：若主播通过明示或默示用户的方式，向用户传达“打赏”后特定用户即可获得专属服务（如点播表演、互动机会等），主播根据用户的打赏情况，依承诺提供专属回报，此时主播的表演系面对特定个体的有偿服务，用户支付的打赏资金实质上构成获得特定服务的对价，用户的打赏行为具有明确的购买属性，该行为通常被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行为；若主播的表演系面向不特定公众无偿提供用户，并未与打赏行为建立对应服务关系，用户亦不追求任何对等回报，该行为具有无偿性特征，通常被认定为一般赠与合同中的赠与行为。

（二）用户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合意：网络服务合同具有双务属性，其成立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若主播提出打赏要求并承诺以特定服务作为回报，用户基于此承诺进行打赏，则双方就“支付对价——提供服务”达成合意，该行为通常被认定为消费行为；在赠与合同中，打赏系用户单方意思表示，若主播对其表演活动享有完全自主性，用户打赏纯粹出于对主播的欣赏、鼓励和支持，主播未向用户提供特定承诺，用户亦不期待获得主播的特定、可量化的服务，此时，双方之间不存在对等给付合意，该行为通常被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

编辑：侯宜均

责编：严江珂

审核：姚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