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汤 敏

2025年8月，OpenAI发布GPT-5，并宣称其已在各领域达到“博士级专家”水平时，舆论场迅速分裂：一部分人欢呼雀跃，一部分人却惊恐万分。其实，自机器来到世间，人机关系这一古老剧场便不断上演着类似情节：亚里士多德曾畅想自动化机器的美好前景，而庄子则提醒“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今天，当人机关系进入智能时代，人们的思维却似乎依旧停留在轴心时代的两极化态度上。在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探讨中，公众舆论常常呈现出某种张力。一端是深刻的忧虑，认为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技术发展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新的奴役形式；另一端则是乐观的展望，相信技术本身具有超越特定利益、与人实现融合共生的潜能。然而，习惯于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反复摆荡的我们，往往忘记追问“这种两极态度究竟源自何处？”

人工智能是人类理性的镜像

人机关系的讨论不能仅从技术层面展开，而是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切入。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始终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往复转换。感性经验提供了连续性的素材，例如色彩的渐变、声音的延续、触觉的流动，而理性则通过抽象与逻辑，把这些经验切割为离散的概念、符号与判断。没有理性的抽象，知识就无法建立。反之，没有感性的连续性，知识又会失去现实根基。人类认知的力量与局限，正是源自这两种方式的交织与张力。人工智能的逻辑，恰好是对这种张力的极端化。它的基本逻辑是离散化的——所有输入最终都被转化为符号、参数和算法结构，以便进行逻辑处理与模式识别。在这一点上，它与人类理性思维同源，但又更趋于彻底和纯粹。人类思维总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工具，其核心能力集中在逻辑推理、数据分析和自动化任务等理性领域，在理解和体验人类感性（如情感、直觉、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局限。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其实并不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而是对人类理性片面的无限放大。而这正是理解人机关系的关键起点：人工智能把人类认识方式中长期存在的张力推向极端，使人类第一次不得不直面理性的片面化。

理性假设导致人机关系的两极化态度产生

人工智能之所以激起如此尖锐的分裂态度，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映照出人类理性自身的镜像。在它身上，人类既看见理性掌控世界的力量，也看见理性片面化的风险。信任与恐惧因此同根而生。从感性层面来看，这种恐惧并不新鲜。几千年前，塔穆斯王就曾担忧文字剥夺人类记忆的鲜活性。今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忧虑，实质上是同一种逻辑的延续。让人们真正感到害怕的，是人工智能将连续的经验切割为离散的符号，遮蔽了人类与世界的直接共在感。正因如此，学界对“具身智能”的强调，恰恰是一种对感性维度的呼唤。从理性层面来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与恐惧都源自理性主义的假设。信任者相信，通过理性化的离散方法，世界可以被完全掌握，因此人工智能被视为人类理性的最高体现。而恐惧者则继承了同一个假设：既然人工智能在理性维度上远超人类，它便可能威胁人类的主体性。深度学习的“黑箱”现象（人工智能系统中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隐层机制难以被外界观察和理解，导致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揭示了这种矛盾，即人工智能是离散性范式的产物。由于其规模和复杂度超出人类可理解的范围，人类既为其运算结果所折服，又因无法解释其内部逻辑而感到不安。

结合上述两个层面来看，只要继续将人类的主体性建立在“连续性”的感性与“离散性”的理性相互对立之上，人们就必然会在这个樊笼之中产生两极化的态度。

超越人机关系两极化态度的出路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站在实践的立场上改变世界，我们才能够不至于在樊笼之中无处可逃。因此，超越人机关系的两极态度，必须在实践中重新定义人类主体性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理解人机关系，人的主体性并非源自单纯的理性能力，而是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实现对世界的改造和自我解放。因此，人工智能应被置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依赖技术进步，也受制于生产关系。它的真正潜能并不在于复制人类思维，而在于与具有自觉性的劳动者结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需要通过社会化的制度安排，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公共利益，改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祉。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向前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效应。虽然人工智能在离散化理性层面展示出的分析能力、“超算”能力远超人类，但这并不能成为要求我们“像人工智能一样思考”的理由。因此，超越两极化态度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连续性—离散性”动态平衡的认知框架：一方面承认人工智能在离散化理性领域的优势，将其作为提升生产效率的工具；另一方面坚守人类在感性体验、伦理判断与创造性活动中的主体性，避免被技术逻辑异化。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制度设计、教育革新与文化引导，使人机关系从“对立—依赖”转向“互补—共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智能时代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的理想图景。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