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宴请自古便是侵蚀吏治、耗费公帑的沉疴，历代王朝多以法规明令禁限。至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作为规范官吏行为的核心法规，明确界定各类违规情形及对应罚则，成为清廷整饬官场风气、防范权力滥用的重要制度依托。

　　宴请积弊与立法动因。清代官场上的宴请现象十分普遍，官员们相习成风。《大清历朝实录》对此多有记载，如福州地区旗兵、官员“以宴会馈遗相尚”，广东文武官员常“以饮酒宴会为事”。频繁宴请不仅占用官员办理公务的时间，还使官员忙于、乐于借宴会酬酢的机会拜谒、奉承上司和结交同僚，影响官场风气。时人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乾隆朝御史张若溎在奏疏中明确将“频繁宴请、应酬无度”列为吏治败坏的重要表现。

　　宴请之风盛行的同时，奢靡之风也悄然而生，官员们在排宴时竞相追求豪华，“演戏宴会，饮馔服物，侈靡相尚”，宴会花销高昂。然而，宴会费用往往不会由官员自付，而是由下级分摊，但底层官员通常不愿自掏腰包，况且频繁的宴请所产生的巨大花销也使底层官员无力自行承担，最终势必“取诸民间”，对百姓生计造成影响。清廷注意到宴请之风对吏治和民生的恶劣影响，因而通过立法对违规宴请行为进行规制。

　　违规情形与处分细则。清代违规宴请处分法规按参与主体分类界定，罚则明确。

　　地方官员对钦差提供违规宴请。清代中央常因公事（如赈灾、考绩等）派遣官员赴各省出差、巡查，地方官员便借机通过设宴招待及贿赂巴结京官，渐成“地方积弊”。嘉庆四年，嘉庆帝严令督抚、藩臬、道府官员“力加整顿，改涤前非”，明示“重治其罪，不稍宽贷”；同治元年进一步明确，除钦差、兵差的正常需费继续由地方供应外，禁止地方官员向钦差提供应酬，“违者以违制论”，为处置此类行为提供了明确法规依据。

　　地方官员之间的违规宴请。地方官员因公调派、拜寿贺节或同级拜访等频繁设宴。由此滋生诸多问题，尤其上司留待和宴请下属时，或是令属员摊派费用，或是借“押席银”名义进行敛财。所谓“押席银”，是指官员接受上司宴请时需交纳的饭食费用，但实际上，这一费用通常远高于正常餐费，这成为上下级官员之间变相行受贿的手段。清廷对此予以禁止，并根据不同情节对涉事官员施以相应处分。地方同级官员、上下级官员如有借换帖、拜寿、贺节等名义进行宴请的，不仅涉事官员“俱降三级调用”，失察的上级官员也要被降职一级。上司若令下级官员承办筵席（摊派费用）及出现收受“押席银”等恶劣行为时，则被直接革职问罪。

　　地方官绅之间的违规宴请。清代绅衿是在基层社会中具有身份地位和名望的精英群体，与地方官员交往密切，彼此宴请也较为频繁。新官赴任时，地方绅衿便会摆宴接风以建立联系并为后续交往做铺垫。为杜绝这一现象，《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作了详细规定：严禁新官赴任即接受绅衿宴请结交。若有违犯，不仅涉事官员将被革职（自首则免予处罚），上级官员也承担连带责任——徇私庇护者则降二级调用，失于察觉者降一级留任，只有及时查出揭参，才能免予处罚；明确免责情形，仅因庆祝万寿（帝王寿诞）、乡饮酒礼、宣讲圣谕等公事的官绅宴请可免予处分，其余私宴一律禁止。

　　法规特点及治理成效。清代违规宴请处分法规涉及的内容全面，且对官员的惩治力度较大。几乎涵盖违规宴请的各种情形，既规定了中央官员、地方官员、绅衿等主体之间的违规宴请行为，也强调公款花销、豪华宴请以及借机敛财等诸多问题。

　　清廷对官员的行政处分自轻至重分为罚俸、降级和革职，而在违规宴请中，涉事官员（包括组织宴请者和参与宴请者）一经发现便面临降级或革职的处分，不适用罚俸。在责任承担上，除当事官员须承担直接责任外，其上级官员也要受到连带处罚，且处罚较为严苛。宴请行为本身具有私密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但按照规定，即使上级官员并不知情，也会因失察而受到连带处分。从严处分的态度与连带责任的设置，体现了清廷对违规宴请行为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整治的决心。

　　清代违规宴请处分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是封建王朝“以法治吏”的集中体现。尽管受时代局限，这套法规未能彻底根除官场宴请背后的权力寻租与腐败问题，但在其有效施行期间，确实起到了规范官员行为、遏制奢靡之风、减轻民生负担的积极作用。这些法规蕴含的“治官以安民”“严规以正风”的治理逻辑，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重要注脚。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