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狱龟鉴·卷七·钩慝》之张允济（元济）智判牛案。

　　宋代法学家郑克编纂的《折狱龟鉴·卷七·钩慝》中收录了数则穿透伪装表象、查明事实真相的典型案例。何为“钩慝”？“慝”意味着案件中存在隐情，真相往往被当事人有意无意的谎言所掩盖，“钩”代表办案官吏揭破谎言与揭示真相的巧妙路径与坚定决心。“钩慝，钩出隐匿的坏人坏事，指运用计谋诱引出隐匿不明的犯罪真相。所谓‘钩’，犹如投钓诱使鱼儿上钩。”直白地说，“钩慝”就是运用计谋，巧设机关，以智术诱使嫌犯露出马脚，或者自投法网。

　　《折狱龟鉴·卷七·钩慝》载有隋至宋官员以“钩慝”之法解决民间财产纠纷的四则主案。其中，隋代张允济断案与唐代裴子云断案颇具共性，均为百姓的牛遭居心不良亲戚占据不还、诉至官府后，两位地方官运用智慧主持公道。但两案在纠纷化解难度与具体处置方法上又小有差异，值得对比分析。

　　两则案件的共性与差异

　　来看《折狱龟鉴·卷七·钩慝》详解的案例——隋唐时期张允济智判牛案。张允济是青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隋末唐初官员。他在武阳县令任上“以善政闻，县内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贞观初年，升任刑部侍郎”，被《旧唐书》列为“良吏”。隋朝大业年间，张允济任武阳县令时，相邻的元城县有一赘婿将自己的母牛寄养在妻子家，八九年间，母牛产牛十余头。后来夫妻异居，丈夫想将牛要回，妻家却不给。他在当地告状，前后几任县令都不支持他的诉求。无奈之下，他来到临近的武阳县，请求张允济评断。

　　张允济的第一反应是回绝，“尔自有令，何至此也”。但讨牛赘婿“垂泣不止，且言所以”，张允济决定施以援手。从诉讼流程看，这其实是张允济对邻县百姓的破格帮助。“破格”之处，结合法律规定来说明。隋律全文虽已失传，但唐律多承隋制，不妨参考唐律来了解国法对“越诉”行为的禁止态度。《唐律疏议》载：“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疏议曰：“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谓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其越诉及官司受者各笞四十。”“令有明文”的“从下至上”的常规告状流程，据《唐六典》卷六载，为：“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惸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唐律通过处罚越诉者本人及受理词讼不当的官吏来禁止越界、越级控诉的立法思路，被后世《宋刑统》等继承下来。从告状者角度来看，“越诉”的典型是“应经县而越向（更上级的）州、府、省”。在县的层级，告状除非路远，否则必须选择在“本司本贯”提起控告。结合讨牛赘婿的情况来看，他的告状已被本县受理，那就不应再诉诸邻县。即便他心有不甘，也应向上逐级申告。而从官吏角度来看，县令自然有其辖区，既然“为官一方”，理应先造福这一方的百姓，如果不当受理越诉之案，要与越诉者本人一同涉罪。所以，张允济才会对告者说“尔自有令”。参考唐代律令，更能把握此案在形式上的难办之处。

　　而此案实质方面的难点，在于赘婿讨要自己的牛，虽然道德上占理，但因缺乏证据而居于劣势。元城县本地“县司累政不能决”，可能并非有意枉法，因而更难纠错。国法诚然要防范地方官吏断遣不平、推断谬滥，但也要求告状之人“事实干己，证据分明”。由此不难推知，即便本县官员因过错致审断不公，也不构成别县长官擅自代为纠错之由，更何况赘婿寄养母牛于妻家时，大概率并未想到日后要析产，也就没有书写文契、保留证据的准备。如此一来，妻家只要一口咬定牛是自家的，赘婿拿不出充足的证据，官员很难支持其讨还。因此，赘婿之前屡屡败诉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不满足“证据分明”的要件。

　　回到武阳县令张允济出于同情对来自邻县讨牛赘婿的巧妙帮助。因为是破格过问此案，张允济唯有另辟蹊径，“令左右缚牛主，以衫蒙其头，将诣妻家村中，云捕盗牛贼。召村中牛悉集，各问所从来处。”讨牛赘婿积极配合，假扮作被武阳县令拿获的盗牛贼，来到元城县指认赃物。盗贼作案，不拘何方，经常跨县流窜，所以来自邻境官吏的搜捕查问，在当时看来也并不违和。加之牛主并未露面，所以当武阳县来人时，全村百姓均对张允济的说法信以为真，赘婿妻家之人也不例外。“妻家不知其故，恐被连及，指其所诉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原本想要强占赘婿之牛的妻家，面对武阳县来人所声称的“捕盗牛贼”的压力，急于与不法之徒划清界限，避免因财产来路不明而受到官府怀疑。为了撇清盗牛嫌疑，宁可老实承认牛的实际主人是自家女婿，妻家的这种反应，不出张允济所料。他顺势当场撤下牛主的蒙面，对妻家人说：“此即女婿，可以归之。”见女婿在现场，妻家坦白在先，只能“叩头服罪”，承认之前拒不还牛的过错。如此，赘婿得偿所愿、要回自己的牛。这种设计令人自行坦白、当众真相大白的形式，无形中具备“言出必行”“众所周知”的道德压力，也就保证了落实“物归原主”从而彻底解决纠纷的迅捷高效。

　　无独有偶，相似的讨牛争讼，郑克紧接着详细介绍了原载于《疑狱集》的唐代裴子云任河南新乡县令时所办本地之案。

　　郑克首先点出两案的核心差异，即“部民则易追，而非部民则难追矣”。也就是说，张允济面对邻县求助所面临的涉嫌“越诉”难题，在裴子云处并不存在。裴子云面对的案情是，新乡县民王敬在离家戍边前，将家中六头母牛交与舅舅李琎饲养，五年产牛共计三十头。王敬返乡后索牛，李琎却称两头母牛已死，仅愿归还四头母牛，对三十头小牛更是拒不承认。无奈之下，王敬诉至官府。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的实质难点与张允济所办案件难点极为相似，即原告当初基于亲属间的信任寄存母牛，并未留下契约等凭据，为日后讨回财产留下隐患。受寄者若背信弃义，在牛的来历与生死等问题上说谎，讨牛者往往无计可施，断案者也无法凭空裁判。

　　裴子云作为新乡县令，为帮助王敬讨牛，也使用了非常规做法。他先把王敬假扮为盗牛贼，下到本县监狱关押，再传唤李琎，说他有“盗贼同党”的嫌疑。李琎自然“惶怖”，矢口否认自己与盗贼有关。裴子云当场呵斥：“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汝庄内”，并“唤贼对辞”。让伪装为盗贼的王敬“以布衫笼头，立南墙下”。李琎自然急于澄清自家牛均“非盗得来”，对县令说三十头牛系外甥寄养的母牛所生。裴子云当即拿掉盗贼头上的布衫，李琎惊呼：“此是外甥！”裴子云顺势施压：“是，即还牛，更欲何语？”李琎无话可说，只能听命行事。

　　两案的另一差异在于，相比于张允济帮助邻县赘婿从妻家讨回全部的牛，裴子云对本县争牛纠纷的解决，还带有一定的化解仇怨、调和关系的意味。裴子云考虑到，李琎替外甥养牛五年间，六头母牛产犊达三十头之多，“五年养牛辛苦，特与五头”。也就是说，裴子云要求王敬从应得的牛中，留出五头给李琎，此案判决令“闻者叹服”。王敬一方求牛得牛，不仅收回当初寄养的母牛，也得到了母牛后续繁育的数十头小牛。李琎一方图谋占牛虽未得逞，但念其养牛五年的辛劳，判其得五头小牛，也不算白忙一场。换言之，最终结果两方各有所得，王敬、李琎虽曾因索牛反目，但幸得裴县令明断，两家不致成仇。这种既明是非又通人情的判决，着实当得起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叹服。

　　钩慝之法的深层逻辑

　　“部民则易追”，故裴子云可以径直将李琎传到县衙，讯问盗情，并直接判令李琎还牛。“非部民则难追”，故张允济以捕盗为由赴元城县赘婿所在村，大张旗鼓地集合全村的牛查探来历，待妻家自认牛系女婿所有后，当即督促妻家还牛。两案的异曲同工之处，首先在于有效运用“钩慝”手法，依托地方官缉捕盗贼的法定职能，强化亲属间财产纠纷的解决成效。虽然在具体举措和实际效果上带有一定的个体性与偶然性，但两位县令主持公道的用心和追求实效的思路如出一辙。

　　其次，《折狱龟鉴》编者虽未明言，但结合相关律法细究可见，两案在“用刑”上都相对克制。严格说来，两案中帮赘婿养牛的妻家和帮外甥养牛的舅舅，在面对原主的合理请求时，最初都是通过谎言应付。这不但有负所托、有亏私德，更涉嫌侵占他人财产。据唐律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减一等。”有学者认为，此类行为本质上是利用他人信任吞占他人财物，属于侵犯财产罪，处罚需计赃论罪。但相关史料并未记载张允济办案时，是否对受寄不还的妻家有所处罚及如何处罚。究其原因，或许是张允济毕竟属于跨县讨牛，对于“非（武阳）部民”的占牛者，不宜追问过细。但裴子云办案，竟然给李琎分牛五头，对李琎大概率也是免予处罚的。平心而论，李琎最初打算蒙骗王敬，只愿还四头母牛，算得上是“诈言死失”。按照所匿母牛、小牛的估值，严究起来可能也是笞杖乃至徒罪。但裴子云既然已经通过“钩慝”之法巧妙地令违法占牛者说出真相并归还受寄财产，那么从“养牛辛苦”与亲戚和睦等角度看，不予穷追不舍，正在情理之中。

　　由此观之，《折狱龟鉴》精选案例并提炼“钩慝”之法，颇有深意。与“钩慝”语义相近的表述，更早是“钩距”。《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但《折狱龟鉴》在对典型案例分类编排时，使用“钩慝”而非“钩距”，其间自有考量。郑克在按语中将张允济事迹与《史记》所载西门豹故事进行类比，认为张允济帮助邻县赘婿讨牛的方式系“发于俳，故能巧而捷”，与西门豹“止河伯娶妇”同为“循吏钩慝之术”，即他们办案的手段略显“滑稽”，但都不失为“循吏”为民做主的体现。说到底，“钩距”与“钩慝”，作为灵活多变、出人意表的解决困难的手段，实则为一把“双刃剑”。若落入一味重刑苛责，甚至将人罗织入罪的酷吏手中，难免会滋生冤滥、扩大负面影响；而在仁厚爱民的循吏那里，以“钩慝”之法高效办案，让百姓在“讨牛”等财产纠纷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无疑是“善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