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傅立勇

“家人、书役皆民之蠹，当严加管束，勿使扰民，尤为至要。”在毕节市织金县平远古镇的丁公祠内，读到晚清名臣丁宝桢家信中的这句话，心头不由一震：历史上能如此直截了当将家属、胥吏视为“民之蠹”的，除了丁宝桢，可还有第二人？

丁宝桢，堪称晚清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他自贵州平远（今织金县）崇山峻岭间走出，在那积弊深重、尔虞我诈的清代官场，不仅站稳脚跟，更能造福一方、政绩斐然，身后获谥“文诚”，足见其卓尔不群。如今从他这独到的“民蠹”论里，亦可领略其罕见的慧识和境界。

“木中虫”，是《说文解字》对“蠹”之释注。关于“民蠹”，战国《商君书·修权》早有明言：“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意指官员隐匿真相，盘剥百姓，即为民之祸害。明代张居正《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亦载：“凡俗之害于政者，奸民梗玩，伏机隐慝，以詗上之衅，谓之曰民蠹。”此处指奸邪之人妨碍政务，伺机作乱，同样是百姓之患。可见，“民蠹”即“蛀蚀民生之虫”，是对人民有害的人。

我满怀敬仰翻阅《丁文诚公家信》，恍惚间，仿佛与一位智者深邃而坚毅的目光相遇。其中某些观点虽带有历史局限性，但不乏醒世恒言。在丁宝桢看来，“蠹”是肌体内难以根除的隐患。因其深藏不露，一旦管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它便会迅速滋生蔓延，祸乱一方。这与当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为官者放纵亲情，就是给自己挖坑”的说法，何其相通一致！

眼前这12封跨度16年之久的家书，是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复信，内容涉及修身、治家、励志、敬业、爱民、廉洁等诸多方面。关于约束家属与胥吏，他还多次在信中告诫：“严束家丁，严惩书役。”“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体恤商情，总以严察家人、关吏、书差为第一要义。”“家人务严加约束、稽查，不可稍纵。”其言谆谆，其意切切，既是殷切期望，更是鞭策警醒。受父亲影响，丁体常曾先后在甘肃、山西、广东、广西等地任职，声名甚好。

丁宝桢无论是出任山东巡抚还是四川总督，始终“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他如是教育长子清白为官：“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不生一毫满假心，不生一毫夸大心，不生一毫忌妬心，不生一毫怨尤心。”丁宝桢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1886年，丁宝桢逝于四川总督任上，府内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最后竟靠“僚属集赙”，始得成丧。

纵观其一生行止，他不仅“自扫门前雪”，严防家宅与身边滋生害“民之蠹”；更可敬的是，他刚正不阿，敢管“他人瓦上霜”——无论“蠹”藏身何处、后台多硬，只要祸害百姓，必严惩不贷。慈禧太后心腹太监安得海，在山东耀武扬威、敲诈勒索，丁宝桢便以“僭越礼制”之名将其拿下，上演了一场“前门接旨，后门斩首”的好戏，令有意袒护安得海的慈禧“哑巴吃黄连”。而反观同样有过“民蠹”论的张居正，却因不能管束至亲受贿，为政敌攻讦，死后遭到清算，让人叹惋不已！

逝者如斯，德厚流光。临别时，我抬头凝视祠内“丁宝桢陈列馆”匾额，方知是已故书法大师欧阳中石的墨宝，笔力遒劲，内蕴醇厚。一笔一画，都闪现着丁宝桢清风亮节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