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苏东坡初入职场记

——陕西凤翔，25岁的苏轼在这里初登仕途

晴空下的苏文忠公祠显得明快澄澈。

苏轼像。在凤翔的三年他是人人羡慕的“苏贤良”。

凤翔东湖有几分南方园林的婉转。

仿宋牌楼凤仪门背后，是高十余米的苏轼汉白玉雕像。

《喜雨亭记》石碑立于喜雨亭中央。

本版文字 王鹤 摄影 卢向前

开栏语

11月初的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上，川剧《梦回东坡》荣获“文华剧目奖”。“东坡热”方兴未艾，除了舞台上层出不穷的新演绎，如音乐剧《大江东去》、曲艺剧《万里归来仍少年》、昆剧《青山许我》、话剧《苏堤春晓》等，还有层出不穷的苏东坡相关传记、小说、诗词解读等多种文艺形式的表达，有的全景式地呈现其跌宕起伏、豪迈旷达的一生，有的截取片段，以“小而美”的精彩故事取胜。

“东坡热”背后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东坡精神如一剂良药，每个人都可以“读东坡，见自己”，从中汲取生命的能量，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可贵。

成都作家王鹤将对苏东坡的热爱化作一次次执着的奔赴。东坡因宦游、流放，走过了宋代的大半个国土。但凡东坡逗留之地，后人都引以为荣，留存或复原了不少跟他有关的亭台楼阁、古井树木等遗迹。王鹤从东坡的出生地眉山开始，跟随他的履迹，前往密州、徐州、黄州、杭州、扬州、惠州、儋州等十余个与他密切相关的城市，寻访现存的“苏迹”，牵引出东坡在当地的生活、工作、写作，他的悲欢、得失与蜕变。王鹤通过现场行走与文献资料相互渗透、相互印证的方式，呈现东坡的卓越不凡与活泼风趣。

今起《天下成都》将不定期刊出《寻踪问迹东坡路》栏目，带领读者走近一个多角度、多侧面、情感丰富的苏东坡，做一番别有生趣的端详与揣摩。

苏轼登高站立，看着弟弟渐行渐远。后者穿行于起伏的坡垄，黑帽子在树干、枯枝间时隐时现。深冬的日色虽然稀薄，但映照着地上的雪泥，射得眼光稍微迷乱。苏轼并未喝酒，却有点神思恍惚，空空落落。凛冽寒气将他浸得浑身冰凉，鼻子发酸，想到弟弟穿得不厚，却要骑着瘦马整天赶路，更添不忍。

童仆莫名其妙：主人明明是去做官，为啥满脸悲伤？

这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从开封赴任凤翔，苏辙（子由）一路相送，两人在郑州西门外携手话别，互道珍重。一个月后苏轼满25岁，此前20多年，他与弟弟几乎形影不离。既然踏上仕途，此后就可能聚少离多：“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嘉祐元年（1056年），大苏小苏赴京应试经过渑池县，曾经借宿僧舍，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诗。如今再过渑池，奉闲已离世，苏轼为弟弟和诗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那时，青年苏轼根本不晓得前路将何等陡峭、凶险——比较起来，“往日崎岖”简直不值一提。

苏轼为母亲守丧期满回到京城，欧阳修保举他应试制科，次年八月应试，入第三等，被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制科三等的待遇等同状元。

凤翔府辖宝鸡等十县，苏轼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府治天兴县（今凤翔），次日上任。签判协助知府、通判处理政务，分管州府的公文书信等，据说类似今天的秘书长。

雍城（今凤翔）是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历时近300年。杜甫756年被叛军俘虏，押往长安，次年夏天逃脱羁押，去朝见肃宗，被授为左拾遗，地点就在凤翔，其《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即写这一段。

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子李亨至德元载（756年）七月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后迁往雍县。次年他改雍县为凤翔县。

晚唐、北宋至金初，凤翔府治天兴县，以后到清代，凤翔府下辖宝鸡、岐山等众多州县，府治均在凤翔县。1941年后为宝鸡所辖管。2021年凤翔成为宝鸡市凤翔区。

幸有东湖

“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

东湖公园有三道大门，北门最古老，南门最新也最轩敞，门前广场堪称宽阔，诸多构建富有匠心。

仿宋牌楼凤仪门迎面高耸，有六柱五门，正前方的地面纵贯隶书《东湖》，混凝土质地，却有纸张的舒卷之态。凤仪门背后，苏轼头戴长翅帽，右手握书，气宇轩昂地走来。这尊汉白玉雕像高十余米，很挺拔。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卸任凤翔签判。他在凤翔这三年，跟电视剧《知否》的时代背景大致吻合。剧中朱一龙饰演的贵族公子齐衡中进士、入朝堂，俊逸清隽，惹得京城仕女如痴如狂。

苏轼却不以美风姿著称。看雕像的面容，颜值中等偏上，气质新锐颖秀，不过稍显老成。

到任后一个多月，苏轼就去宝鸡、虢县等属县出差，按朝廷规定减刑释囚。二月二十日回府城后，他继续完善官舍，堂北建亭子，堂南凿池塘，养鱼种莲，植树栽竹，“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

苏轼的《喜雨亭记》说：开春时，占卜者预计今年会是丰年，接下来却一直干旱，直到三月八日、十七日才迎来两场雨，未能彻底解除旱情。知府率众去真兴寺阁祈雨，上天感应，终于连降三天透雨，“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恰好亭子建成，为了志喜、志不忘，就叫喜雨亭吧。

喜雨亭被后人在东湖北岸重建，呈长方形，配色喜兴，青砖墁地，《喜雨亭记》石碑立于中央。

始建于知府官邸的凌虚台也在喜雨亭背后重建。这是一座三层建筑，周边环绕柏树、杨树、桂花，登高可俯瞰东湖。清末知府熙年在台上增筑适然亭，亭台合体，飞檐翼然。

刚到凤翔时苏轼有点“嫌弃”：比起我家乡，这里山不青水不蓝，四处光秃秃灰扑扑的。中国人向来有乡土优越感，当离开故乡不太久远时，尤其觉得异乡不如故乡。何况，苏轼来自眉山。

不过城东南隅的东湖让他喜出望外：“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东湖古称饮凤池，先秦时便是宫廷园林，后来递兴递废，清代有多任知府修葺或增建亭榭，景点星罗棋布。湖岸植物丰盛，银杏、黄杨、雪松、柳树等高低错落。梧桐老而益壮，黄叶密匝匝，在秋阳下金碧辉煌。水域较大，桥、亭、堤、岛巧妙连缀成湖心小道，曲径通幽，移步换景，颇有几分南方园林的细腻婉转。

苏文忠公祠始建于南宋。照壁上刻着苏轼写于凤翔的《思治论》。进入二门后，两侧的彩绘长廊布满壁画，描绘他的凤翔事迹与逸闻：减决囚犯、改善漕运、开元谈禅、忧边习射等。祠堂的布置通常肃穆冷静，这些带着稚气的连环画，让气氛顿时活泼。祠堂的正殿高悬“气高天下”匾额，堂前柏树，檐下彩绘，衬着瓦蓝的晴空，满眼都是明快澄澈。

蓝白相间的半旧蜡染花布棉门帘，妥帖地遮住两扇红色大门。推开虚掩的门，正中的苏轼坐像背后是东湖风景图，凌虚台、喜雨亭在醒目位置。几面墙上分列各种专题：身行万里半天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等，介绍苏轼的履历、成就，凸显了他在凤翔的初露锋芒。

点个赞先

“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公园西门外的东湖路上，有很多文化旅游类店铺，也密集餐馆。秦风楼羊肉泡馍的玻璃窗正中，有一个喜笑颜开的羊头，羊肉泡馍与水盆羊肉两列红字，分居两侧。店堂宽敞，既有优质、特优等品级的羊肉泡馍、小炒泡馍，也有凉拌羊肉、羊肚、牛肉等。

凤鸣春羊肉泡馍馆也在附近。红烧、清炖、手抓、凉拌羊肉与烧、炖羊排等，种类繁多。几位食客是本地人，将桌上的油泼辣子威猛地舀到泡馍碗里，令四川人甘拜下风。

苏轼的《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提到，“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凤翔冷，吃到这么浓腴、扎实的菜肴，想来很暖胃暖心。此诗写于他刚到凤翔一个月左右，也许因为侧重于抒离别之情、叹时光流逝，也许还未习惯西北口味，所以没有大肆赞美羊肉汤、熊肉干，专门列举它们，算是点赞吧。

妻子王弗、乳母任采莲和两岁多的长子苏迈都在凤翔，那时苏轼估计更偏爱乳母、妻子烹饪的家乡风味吧。

我们在凤翔吃过的川菜、湘菜，印象都一般。有几样面食却很惊艳。南环路与东湖路、秦凤路交会那一段，小吃店特别多，有的兼营炒菜。面食不胜枚举：饺子、包子、面皮、麻食、肉夹馍……面条尤其多姿多彩，既有司空见惯的油泼面、炒面、烩面、刀削面，又有闻所未闻的驴蹄子面、削筋——前者取其形似，后者誉其筋道。此外还有扯面、揪片、岐山铡面等。每碗10元左右，小份8元。凤翔人做面食手腕高妙，可以大刀阔斧，也能轻捏细揉。忍不住揣测，他们至今擅长的擀、揪、削、铡等面食加工手法，苏轼应该见识过。

为民情怀

以恻隐心济弱扶危，改善民生

宋、西夏交战后，接近前线的关中地区受波及，元气大伤，税赋、徭役再增加，不少富人都陷入贫困。凤翔百姓既要担负边防队伍的军需物资转运，还要承担一项繁重劳役：砍伐树木，编成木筏，沿着渭河进入黄河，运往京城。木筏经常被激流、礁石击溃，承役者须赔偿损失，由此破产的人层出不穷。

苏轼遍访得知木筏之害本来不至于这么严重。如果每年河水还未暴涨时，操筏者根据具体情况出发、停歇，就可减少费用与危害。现在官府在渭河、黄河暴涨季节放筏，结果各方都深受其害。苏轼觉得有理，请示上级后修改了衙规，让承役者自己选择熟练的水工与适当的放筏时间，使木筏运行更安全，官物运输造成的危害减半。

苏轼负责的理欠（催缴百姓欠官府的债务）工作，让他身心俱疲。麦熟以后，他不得不跟小民结怨，看着他们被关押、受鞭笞，与县官每天追回欠债千百钱。苏轼十分难受——百姓为官府运输的竹木遭冲散漂走，保管的粮食腐烂变质……都须赔偿，如确属侵占盗窃、欺瞒官府而不按时偿债，鞭笞他们倒也问心无愧，然而其中许多人值得同情……之前朝廷知其疾苦，已多次赦免，但他们现在依然挨打。苏轼询问为何没有被赦，都说因无钱打点三司的曹吏。核查档案，发现有些人获释，听说是花了钱打点……苏轼惊叹：天子已下诏赦免，三司的曹吏居然敢违逆，“是犹可忍邪？”他统计了确凿应该宽免的人数与钱粮数额，上报知府。同时给三司使（中央财政长官）蔡襄上书，请求豁免：“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后，朝廷大兴土木修建皇陵，凤翔提供所需竹木，苏轼负责管理、督办，劳碌不堪近半年，目睹了服役者的辛苦：“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忙到秋季总算交差。

其间苏轼上书宰相韩琦，详述关中民众的穷困处境，主张“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他建议以官榷与民，即解除官府对酒业等的专卖，以此改善民生。

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尽力济弱扶危，希望朝廷兴利除弊，使民富国安。这一脉络，从苏轼最初入仕便贯穿其一生。

年少气盛

“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

苏轼的履历中有一笔不太光鲜——被罚铜八斤。

嘉祐八年（1063年）夏，新任知府陈希亮（公弼）到任。陈希亮与苏轼是同乡与亲戚，按说有天然的亲近感，但两人相处得磕磕绊绊。陈希亮矮小黑瘦，不苟言笑，喜欢当面指责人，王公贵人见了他都有点害怕。

苏轼的制科应试科目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他在宋初以来第二个获第三等，如同凤毛麟角，所以小吏景仰地称他“苏贤良”。苏贤良到任一年多，未让人改口，陈希亮一听就大怒：就是府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的！下令杖责小吏。辣手揉搓的，当然是苏轼的颜面。

官府组织斋醮，请僧道设坛祈福，苏轼起草的祈祷文，陈希亮老要涂抹修改，还让他几次返工。之前在京城，众人皆知苏轼文采超群，连文坛泰斗欧阳修都极口夸赞，以往知府宋选祷雨，苏轼也写祝文，顺顺当当的。宋选和蔼、宽厚，苏轼的诗《东湖》说，自己到湖上饮酒，醉后纵谈，一去再去，的确有点疏懒，幸而上司包容。去年重阳聚会他未参加，独自去游普门寺，宋知府就没有计较。偏偏新知府这么不近人情！所以苏轼几次与他争执。

陈知府勇于任事，管理严格，官架子也大，下属谒见，有时要等得打瞌睡，苏轼忍不住写诗发牢骚。七月十五中元节，他缺席府署的例行会议，被陈希亮纠劾，受处分，被罚铜。

陈希亮在官邸建凌虚台，让苏轼写一篇记。苏轼遂俯仰天地、熔铸古今：从前荒草野田，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那时哪知这里会建凌虚台呢？兴废成败，循环无穷，高台将来再变成荒草野田，也说不定。我与陈公一起登台，望到东面曾有秦之祈年宫、橐泉宫，南面有过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北面是隋代仁寿宫（即唐代九成宫），当年都恢宏奇丽，坚固牢靠超过一座台何止百倍！然而多年后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早已化为庄稼地、荆棘场，又何况凌虚台呢？

建筑难以永存，人事得失同样来去迅疾，若有人想以高台夸耀于世，那就错了，“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议论洋洋洒洒，道理透彻正确。人家陈知府兴致勃勃垒起一座高台，取了一个美名，依照惯例或情商高一点，不是应该顺势赞美其德政与雅趣吗？你却通篇在说，台子要塌，人事易衰，是不是太不讨喜了？这么对待长官、长辈，合适吗？

李贽等人认定苏轼是在讽刺陈希亮，编选《古文观止》的吴楚材等人则不以为然：苏轼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

我猜，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不谙世故，只顾驰骋才气，所以口无遮拦。加之本来就心存芥蒂，下笔自然尖冷，懒得考虑对方的感受。

然而陈希亮相当有度量，对《凌虚台记》一字未改，交付刻石立碑。苏轼后来写《凌虚台》诗，气氛就比较融洽了。宋人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陈希亮曾解释：我看待苏氏父子如同侄子、侄孙。之所以对苏轼不假辞色，是因他年少就暴得大名，担心满则招损。

陈希亮那么作古正经，他的第四子陈慥（季常）却是嗜酒好剑、挥金如土的公子哥儿，跟苏轼交好。十多年后，隐居于黄州歧亭的陈慥与苏轼重逢，其眉宇间仍有英武精干之气，但做派大变：弃车马冠服，甘居僻壤，参禅悟道。

贬居黄州那几年，苏轼与陈慥交谊深厚，苏诗“忽闻河东狮子吼”，被后人编派成陈慥惧内的笑谈。苏轼平生极少写墓志、行状，却为陈希亮写下长篇传记。《陈公弼传》详述陈公从知县、知州到转运使的诸多政绩，写得鲜活饱满，既展示他为官刚直方正、严而不残，为人重义轻财、清心寡欲，也不讳言其性格刻板乏味。

苏轼特别检讨了自己年轻时的孟浪：

而轼官于风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那个意气用事、跟上司争执得面红耳赤的青年，饱经宦海颠簸，已有了中年的平稳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