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正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国历史上有十分丰富的礼法并重、德法合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5月3日）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的这句话，是关于仁政思想的顶层设计，明确指出施政执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处理好两大关系。

　　“徒善不足以为政”，即处理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孟子所说的“善”，其实就是“德”。他认为人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这四善端，相当于四种道德萌芽，是先天而来的，再对其进行后天的培育，就能发展成完整的德行。“徒善不足以为政”，意为治国理政仅用道德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使用法律的手段，道德和法律应当结合使用。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对道德在政法实践中的作用情有独钟。孟子承其旨趣，强调善德之治的功能，也承认法律之治的作用，其核心仍然是儒家“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立场，将法治视为德治的补充手段。

　　“徒法不能以自行”，即处理好法与人的关系。在孟子看来，善德之治需以法律保障，才能充分发挥治国理政的功效，但法律是静止的规则，是无法自动运行的，需要人来推行，因而人的作用在仁政中至关重要。他的这一论述，源于孔子“为政在人”思想，并得到儒家后学的进一步提倡与发扬。战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说：“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里的“类”，指判例和规则。法律条文不能独立产生，判例、规则也无法自行适用，关键在于有贤能的人来制定并付诸实施；同时，法律作为不变的条文，不同的人去操持，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善人持之则扬其善，恶人执之则播其恶，因而人的道德水平、认知能力等会极大影响法律功能的发挥。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论述，在明确了德与法、人与法两对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在“德与法”和“人与法”之间，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道德需要人来修炼和提倡，法律需要人来制定和运行。离开了人，一切都谈不上了。故道德和法律是执政者用以治国理政的两手，两手都要抓，但两手也要区分轻重缓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道德为本、法律为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让具备仁义道德的人居于施政执法的关键位置，才能使法律更好地发挥作用，否则将适得其反。对此，荀子作了进一步阐释：“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法律制度是国家治理的终端，具有道德操守的君子才是国家治理的本原。有了君子，哪怕法律条文相对简略，也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没有君子，法律即使详细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对时事变化，反而会导致混乱。

　　孟子的这一思想，在汉代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理论主张。《说文解字》曰：“灋（法），刑也。”这里的“刑”指的就是法。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他用阴阳五行理论来论证德法关系，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自然界万事万物都分阴阳，人间治理手段也一样，刑为阴、德为阳；自然界的阴阳是不可分离的，如白天与黑夜构成一天，春夏与秋冬构成一年，所以人间的道德和法律也是不可分离的，必须结合而用。二是自然界的阴阳是要分主次的，阳为主、阴为辅，所以人间的德刑也要分主次，“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由此推导出“德主刑辅”的不刊之论，成为指导封建社会政法实践的正统法律思想，开启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德法合治”传统。

　　此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无不以道德为指导，又通过刚性约束保障道德培育与发扬。如《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最成熟的立法成果，《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之属》案语中评价其“一准乎礼”；宋代至明清倡导“明刑弼教”，就是以法律的实施帮助道德教化深入落实。尤其是道德在守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更是令人惊讶。明太祖朱元璋曾发布《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他令人定时在乡间一边敲木铎行走、一边诵读，被誉为“木铎传法”。其内容并无律令条文，只有道德观念，与其说它是一种法律宣教形式，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化方式。但因其语言通俗，目不识丁者也都能听得懂、记得住，从而产生明是非、知善恶、远罪过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论述来看，无论法治还是德治，都需要通过人来起作用，在当下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必须牢牢抓住人这个核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投资于人”的理念运用于当代法治建设，就需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既要提升人的法律素养，又要锤炼人的道德修养；既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更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如此，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研究（25SKGH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