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大觉寺山门。

大觉寺内，迦陵舍利塔被一松一柏环绕，形成“松柏抱塔”的独特景观。

1895年夏，福兰阁在大觉寺避暑。

大觉寺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之间的院落，可见古银杏葱郁茂盛。

1889年夏，福兰阁在大觉寺憩云轩后假山石间。

20世纪30年代，大觉寺内的古柏及辽代石狮、碑亭。

大觉寺烛台。

20世纪30年代，大觉寺第一进院落。

　　“我们在坐落于陡峭山峰下的大觉寺内租了房子，并加以布置，从这里直到两千多公尺的山上，虽树木不多，但雨季后的溪流发出阵阵怒吼，流经山间峡谷，构成了美丽的画面，从山顶上眺望远处，沟壑纵横的山区，景色美不胜收……”1889年夏，德国青年奥托·福兰阁被北京西山大觉寺的美景深深吸引。

　　福兰阁是著名的汉学家，23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1888年9月以德国驻京公使馆翻译候选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工作并不繁忙，夏热难耐时，福兰阁和外交官们会骑马到大觉寺避暑消夏。

　　位于阳台山麓的大觉寺是辽代古刹，因有山泉绕寺，时称清水院。金代时，这里被辟为皇家行宫，是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改名灵泉寺。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年）重建后，又改名大觉寺。清雍正、乾隆皇帝对大觉寺青睐有加，多次出资重修。光绪以后，清廷已拿不出钱来重修，大觉寺只能把部分屋舍租给德国驻京公使馆，靠租金勉强度日。

　　福兰阁第一次到大觉寺时，寺庙已经寥落颓败，但寺内古木参天、清泉长流，令他十分着迷。后来，他在大觉寺住了三个夏天，在给儿子傅吾康的家书中，他写道：“从北京出发前往大觉寺，我们要么从安定门出，骑马经过大钟寺、卧佛寺、黑龙潭和温泉，到达大觉寺，要么坐轿子经碧云寺（绕道）到黑龙潭……”

　　在大觉寺居住期间，福兰阁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幅是他坐在憩云轩后假山石上的照片。憩云轩是乾隆皇帝重修大觉寺时所建，轩名源自乾隆诗句：“我憩云亦憩，此意谁能知。”轩后有青石堆叠的假山。通过福兰阁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飞瀑流泉的景观：潺潺的山泉从假山石两侧绕流而下，犹如二龙戏珠，将大觉寺环抱其中。

　　这些照片和文字，无形中在傅吾康心中埋下一粒种子。20世纪30年代，傅吾康继承父业，也成为一名汉学家。1937年，他只身来到北平，担任中德学会干事。在北平的十几年间，他循着父亲的足迹，不时到大觉寺游览、小住，称之为“上山”。后来，他还经常与北大教授季羡林畅聊“上山”的趣闻。

　　季羡林起初并不知道傅吾康上的哪座山，后来才知道是大觉寺。季羡林对大觉寺也情有独钟。在他眼里，这里“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三百年的玉兰树、二百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他多次到大觉寺探幽寻古，还写过一副有趣的对联：屋脊狂窜小松鼠，满院开满太平花。

　　大觉寺的古玉兰，可谓名冠京城。据说，这株玉兰是清雍正年间大觉寺住持迦陵禅师亲手从南方移植，每年清明前后绽放，一直开到谷雨。开花时，花大如碗、茂密压枝，与古寺相映成趣，自清代以来便是京城春日胜景。

　　慈禧不仅多次来大觉寺踏春赏玉兰，还留下多块亲笔题写的匾额，如今分别挂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内。慈禧留世的题字并不多，在大觉寺能够看到，实属难得。

　　晚清以后，大觉寺香火已经冷落，但游人依旧不减。诗人俞平伯专门骑着毛驴来这里赏玉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则住在寺内，等着玉兰花开。朱自清还为玉兰作打油诗：“大觉寺里玉兰花，笔挺挺的一丈多；仰起头来帽子落，看见树顶真巍峨……”

　　有人戏称，大觉寺里是“一春一秋两棵树”。“春”指古玉兰，“秋”则是古银杏。大觉寺无量寿佛殿前有一株辽代银杏，树龄超千年，独木成林，号称京城“古银杏之冠”，每到深秋，满树黄叶绚烂至极，吸引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冰心甚至在大觉寺里“度蜜月”。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由于他们在燕园的婚房没装修好，婚礼结束后，证婚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安排了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环境清幽的大觉寺度假。

　　时光流逝，大觉寺已历经千年风雨，但如今漫步其中，我们依然能欣赏到古木参天、清泉环绕的盛景，好像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

　　文/本报记者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