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今年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黄宾虹诞辰160周年，相关展览却不多。不久前深圳美术馆精选浙江省博物馆近200件重要藏品推出的大型展览《爱好溪山为写真——黄宾虹山水之旅与艺术创作》，艺术与学术水平之高令业内认可，但社会反响相当平淡。那股曾经令人瞠目、席卷艺术市场与公众舆论的“黄宾虹热”，似乎开始悄然退潮。

潮起的喧嚣

回望短短数年之前，“黄宾虹热”还是艺术界的热词。201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黄宾虹的《黄山汤口》以3.45亿元成交。于是，天价的消息传遍各大媒体。伴随而来的是一句广为流传的“预言”：“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有人懂。”这套叙事动人又圆满，生前潦倒，死后封神，如此“传奇”则完美契合了那些抓眼球的“被时代埋没的天才”的故事。

但当市场的喧嚣散去，我们不得不追问：支撑“黄宾虹热”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人为的想象？

事实上，黄宾虹一生的孤独，并非“无人识货”的悲剧，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姿态。他在书信与文集中多次表明，对“知音”与“俗人”有严格的区分。他宁可作品“知希为贵”，也不愿“街头烂熟”。哪怕在经济拮据之时，他依然坚持只将画赠予或售予有眼力的朋友，对买家设有极高的门槛，强调“尊论古今名迹，只在得人而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宾虹的画作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不愿卖”。在民国时期，他有稳定的教职收入，卖画多为筹资购藏古画。1943年，傅雷为他在上海策办“八秩纪念书画展”，展品几乎售罄。但黄宾虹在获得市场认可后，却迅速退却，他认为这些买画的人不纯正，因此不愿被流俗之气侵扰。可见，所谓“悲情天才”的说法，不过是市场与媒体合谋构造的“伪史”。

另一方面，在黄宾虹的信札中，他曾提到傅雷，说：“此（傅雷）亦鄙人知己，至感似较黄大痴（黄公望）自言五百年后必有知者，吴仲圭（吴镇）自信数十年后遂不寂寞，抑又胜之。”意思是说，黄公望要五百年后才有知者，吴镇也要几十年后才不寂寞，而我黄宾虹已经遇到了能真正理解我艺术的知己——此幸甚至，比古人更胜一筹。这句话颇能见出他当时的喜悦与自信。黄宾虹一生孤高，所求者不过“知己”二字。当作品落在懂行、懂艺术的学人手中，比如傅雷这样的真知者，他往往格外欣慰，口气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这种成就感，并非来自世俗的名声，而是来自精神上的共鸣与理解。

黄宾虹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有多少人知道“黄宾虹”这个名字，而是他的艺术探索、他的笔墨精神，有没有被那些具备深厚学养和慧眼的“内行”所真正理解与欣赏。从这个根本性的价值取向来回看那句被广泛引用的“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巨大矛盾：如果这句话中的“人们”指的是普通大众，那么这完全不符合黄宾虹本人所秉持的精英化的艺术评判标准。相反，如果指的是能够理解他艺术的“知己”，那么在他生前，以傅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友人、学生，早已是他的精神知己，他又何须苦苦等待50年之后呢？由此可见，这个被媒体津津乐道的“预言”，在内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更像是后世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附会上去的一个标签。

自设门槛的理想者

真正的黄宾虹，是主动选择远离喧嚣的孤行者。他严厉地批判当时画坛的颓风。他认为文徵明、沈周之后，笔法传承已断，四王、吴恽流于甜腻、粗野，古人之精髓荡然无存。他将这种衰败归咎于两种人：一是“票友”，盲目模仿名家，不辨真伪；二是“懒汉”，把画当作文人余事，不肯下功夫。他尤痛恨《芥子园画谱》的流行，使后学以“纸上画谱”为师，破坏了绘画赖以传承的“师授”体系。

他写道：“古人学画，必有师授，非经五七年之久，不能卒业。后人购一部画谱，随意涂抹，貌似即止，相习成风，一往不返。”他认为绘画之道应当“入乎规矩之中”，方能“出乎规矩之外”；没有艰苦的临摹与积累，就谈不上创造。这种思想，使他对笔墨法度的坚守近乎苛刻。

黄宾虹的复古并不“泥古”，而是一种通向创新的修行。他将学画比作“蝶之成仙”——先要“作茧自缚”，深入古法，方能“破茧化蝶”，获得自由。他在北平闭门多年，每幅画需“点染四五十次”，要让墨色沉入纸绢肌理，再层层积染。由此诞生了他晚年“黑、密、厚、重”的风格——远观山林苍茫，近看笔笔沉稳，浑然一体。

这种极度缓慢的创作方式，使黄宾虹一生的画作产出非常有限。战乱又令早期作品大量遗失，因此存世作品并不很多。且正因为供不应求，民国时求画者众，甚至好友也难以如愿。市场并非无知，而是黄宾虹刻意筑起了门槛，要求买家证明自己的“眼力”配不配买他的画。所以，黄宾虹的追求，是“得人而予”的艺术伦理，而非“物以稀为贵”的价格逻辑。

黄宾虹对市场的态度，还可以通过傅雷的角色窥见。傅雷不仅是他的知己，更是他与市场间唯一的桥梁。傅雷治学严谨、眼力过人，他在1943年策办“八秩纪念书画展”时写道：“今得望重海内而又未展览如先生者出，以广求同志，推进学艺。”展览的目的，不在卖画，而在转移风气，以正视听。傅雷以学术态度介入市场，严格筛选买家，自己则分文不取。抗战期间，傅雷还冒险通过荣宝斋的渠道，为黄宾虹转款。在黄宾虹眼里，傅雷是真正懂得笔墨之道、可托付的“知己”，因此对其经手卖画，从不过问。

傅雷也对当时画坛的浮躁深感忧虑。他讽刺“满场皆如月份牌美女，令人作呕”，痛批“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乃盲目附庸风雅”。在他看来，中国画的危机不在市场本身，而在市场失去学理支撑。当艺术被财富与投机主导，其精神根基便被侵蚀。傅雷与黄宾虹的合作，正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抵抗——他们试图以道德与学识重新界定艺术的价值。

因此，真实的黄宾虹，并非“画卖不掉”的悲剧者，而是自设门槛的理想者。而他与傅雷的伯牙子期之交，共同完成了艺术市场的一段传奇佳话。

退潮的思索

当黄宾虹的形象被商业逻辑重新塑造后，故事就变了味。市场与媒体将他的傲骨转化为“悲情”，将价格神话包装成“历史的还债”。3.45亿元的成交，被视为“迟来的正义”。这种叙事令人感动，却掩盖了事实，即黄宾虹生前已有稳定市场，且拒绝迎合。黄宾虹的文集和书信集里面，没有一个字能证明他说过那句“50年后才有人懂”的“名言”。

更严重的是，这种“伪史”与资本结合后，成为艺术市场泡沫的推手。它以情感叙事替代学术判断，使价格脱离作品的本体价值。事实上，黄宾虹画作良莠不齐，大量习作与半成品流入市场。过去学界对他有过理性的争论，而在“黄宾虹热”中，一切批评都被价格压制。

当价格成为衡量艺术的唯一尺度，艺术批评的声音被淹没，市场的理性随之崩塌。黄宾虹生前批评清代“王石谷热”乃“学画之魔障”，而曾经的“黄宾虹热”，何尝不是另一种“魔障”？

如今，深圳美术馆的展览没有引起轰动，或许恰能说明“黄宾虹热”已经回归理性。因为，黄宾虹的画，本就具有一种“高手向”的气质：沉郁、内敛、深不可测，需要观者具备相当的笔墨修养与心境才能体会其精微。黄宾虹的画并不适合喧嚣的狂欢，也从未以取悦大众为目的。当热度褪去，寥寥的观众静静地与画面对视，努力成为黄宾虹的“知己”，或许这才能更接近黄宾虹真正的艺术旨趣。

因此，“黄宾虹热”的退潮，并不是坏事。它意味着市场的温度重新回到艺术的温度，也意味着社会开始以更平静、更成熟的目光理解黄宾虹。曲高和寡，本就是他艺术的常态——越是艰深，越需下沉。如今的平淡，不是冷落，而是回到黄宾虹所希望的那种清寂：让艺术脱离喧嚣，回到笔墨自身的价值之中。

作者：陈都 艺术学博士 中国国家画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