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1935年8月上海奴隶社出版《八月的乡村》

　　1935年8月，现代著名作家萧军以田军为笔名创作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上海奴隶社正式出版、容光书局秘密发行。这部作品尽管诞生于东北沦陷的至暗时刻，却以激情文字点燃了民族抗争的火种，正如鲁迅先生在序言中的褒誉和盛赞：“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

　　鲁迅点拨，淬炼抗战文魂

　　《八月的乡村》记述和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磐石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集中展现了东北同胞不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解放自由的坚强决心和不屈精神。小说的主题与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早也是最直接描写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

　　萧军创作《八月的乡村》时，东北三省已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四年。1933年春夏之交，萧军通过舒群（萧军好友、作家）与磐石游击队的负责人之一傅天飞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成为小说诞生的直接触媒。抗联将士傅天飞讲述的磐石游击队在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领导下的英勇抗争事迹，为萧军撰写小说提供了“血肉丰满的创作素材”。在日伪统治者军事欺凌和文化高压的浓重阴霾下，萧军于1934年春开始小说创作，同年10月完成了十四章的初稿。随后，他携书稿南下上海，在鲁迅先生亲自点拨指导下进行反复修改，最终于1935年8月以“奴隶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

　　《八月的乡村》着重叙述东北沦陷后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英勇抗争的真实故事，作品虽然时间跨度较小，却是一幅东北人民昂扬斗争的素描画。小说不仅宣传了东北抗战的革命形势，而且还发出了中华民族抗敌御寇的正义呼声，是一部律动着强劲爱国音符的抗日救亡“战斗进行曲”。小说甫一问世便震动了文坛，著名诗人、散文家聂绀弩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上撰文评价：“《八月的乡村》写的是为民族生存的战斗的一角，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整个现中国文坛上最值得夸耀的收获。”作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八月的乡村》相继被译成俄、英、德、日等多国文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的前导与先驱。

　　结构革新，塑革命者群像

　　《八月的乡村》打破了传统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采用“近乎短篇的连续”的叙事方式（鲁迅语），在片段连缀中塑造出丰富的革命者群像。陈柱司令是党的意志的化身，这位所有亲人均被日寇杀害的复仇者，将个人仇恨升华为阶级觉悟。他执行“铁一般的纪律”，果断处理萧明与安娜的恋情，将抗联队伍带往东安地区整训，体现了超群的政治远见与强大的领导魄力。知识分子萧明则是抗联队伍中复杂的个案，他教唱《国际歌》的场景充满诗意：七个人的歌声在“山谷的回应”中化作“一片轰鸣”，“向着对面山头上有红旗飘动的方向，广漠地飞扑过去”。但当他爱情遭受挫折时又一度想要自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作品中最动人的则是底层民众的觉醒，农民唐老疙瘩为救心爱的女人违反纪律惨死枪下，李七嫂从受害者成长为革命战士，朝鲜族女战士安娜当爱情与革命冲突时毅然宣告：“我不是仅为了爱情才来革命的！这里不是完全讲恋爱的地方！”这些人物和情节共同绘制出人民战争的真实图景。尽管抗联队伍人员的成分复杂多元——有农民、土匪、学生、朝鲜革命者等，正如陈柱司令所言：“我们的弟兄，来自不同的阶层，观念意识难免差异，但打鬼子这条心是一致的。”

　　在《八月的乡村》中，萧军以生动的笔触直面战争中的身体创伤，使其成为政治隐喻的符号与载体。在进行男性身体叙事中，抗联战士被赋予雄壮的生理特征：铁鹰队长“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鹰”，神枪手唐老疙瘩有着“弹力饱满的肌肉”。这种对强健体魄的认可与赞美，暗含战争年代的身体政治学——“强壮”成为衡量生存价值的重要标准。小说中日本兵专挑年轻健壮者进行屠杀，崔长胜老人因自惭年老体弱而选择自杀，这些情节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当叙述视角转向女性时，性别叙事更显张力。李七嫂的孩子被日军摔死，情人唐老疙瘩又因救她违反纪律而牺牲了，这个农村妇女毅然扛起枪继续战斗，完成了由柔弱女性向革命战士的嬗变与升华。

　　融贯中西，创美学新范式

　　作为“抵抗写作”的小说典范，《八月的乡村》在光明叙事下潜藏着复杂的暗流。特别是小说对革命内部矛盾的描写尤为深刻，当萧明沉溺于失恋痛苦时，铁鹰队长告诫他吸取唐老疙瘩的教训；陈柱处理恋情问题时既要维护革命纪律，又需保全知识分子尊严。这些情节揭示了革命纪律与个人情感的矛盾与冲突，生动展现了东北左翼青年存在的“自我克服”的精神困境。在艺术形式上，萧军融合中西叙事传统，对李七嫂的身体描写打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意审美，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的浅白直露，使得作品成为反抗封建礼教的革命美学宣言。而鲁迅指导的修改建议——“主张多描写，少说明”，更使这部小说获得凝练的力量感。自然界的身体意识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象征，尤其是鲁迅指出作品中“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与受苦受难人民的血肉联系。当高粱叶“软弱地低垂”，整个东北大地呈现出羸弱病态的症状；而最终红旗插上炮台的意象，则成为中华民族再生的曙光。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重读萧军《八月的乡村》，那些倒在黑土地上的身影依然在历史深处闪光：陈柱司令坚守的不仅是国土，更是民族复兴的火种；李七嫂扛起的不仅是恋人的步枪，更是被压迫者挺起的尊严；安娜放弃的不仅是一己爱情，更是小我的人格局限。光阴流转，这部《八月的乡村》早已超越时代局限。当萧军将磐石游击队的真实故事转化为文学经典时，他不仅记录了东北抗战的史诗，更创造了民族斗争美学的永恒范式。鲁迅先生当年的评价仍在回响：这部作品“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在民族存亡之际，萧军用文字和作品证明：肉体可以被摧毁，但精神的旗帜永不倒下。这面浸染着八月鲜血的红色旗帜，至今仍在文学星空中猎猎飘扬。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