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壮丽图景与独特魅力。

　　百万年人类史：东方故乡有实证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遗址揭开了一具距今约五十万年、带有鲜明东亚直立人特征的完整古人类头骨化石的神秘面纱。此后，云南元谋人的牙齿、陕西蓝田人的颅骨、湖北郧县人的头骨等化石相继出土，他们跨越近两百万年时光，共同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如今，中国境内已在八十余处更新世遗址发现人类化石，且其年代不存在缺环。从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间，古人类考古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北京猿人在五十万年前就能够进行控制性用火，是世界上最早控制性用火的古人类之一。

　　除了跨越百万年的化石证据，连续发展的旧石器技术传统也为证实中国古人类连续起源与演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起东亚人类演化的宏大叙事。中国的旧石器技术传统积累了近两百万年，其内涵一脉相承。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古人类就依材施技、因地制宜，在中国北方创造了小石片石器技术，在中国南方创造了砾石石器技术。这两种技术传统随时间的推移虽有所演进，但其生产思路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开始出现并盛行细石叶技术，而中国南方则一直以砾石工具为主，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石片技术产品。从百万年前走来，中国古人类的技术传统与亚欧大陆西侧及非洲差别显著。虽然西方常见的阿舍利技术与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也有零星发现，但始终未成主流。贯穿中国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是独有的东方特性，其内核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

　　万年文化史：筑牢后世农业高地

　　距今20000年前后，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史前先民面对严酷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挑战，展现出非凡的文化适应性，在实践中创新突破，在传统中图存求变，通过渐进式的技术革新与认知飞跃，逐步完成了从被动适应环境到主动改造环境的范式转型。中华先民率先开始制作陶容器，不仅重构了食物加工体系，改善了饮食方式，更预示着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开时代先声。距今一万多年前，陆续出现的磨制石器、动植物驯化和定居村落等新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矩阵。在农业起源阶段，中华大地展现出独特的“双核驱动”模式：华北地区完成了粟、黍等旱作谷物的驯化进程，长江中下游则率先实现水稻的栽培化进程。这种南北并进的农业起源路径，与西亚新月沃地的小麦/大麦驯化体系齐头并肩，对比鲜明，既形成了后世东亚农业经济的高地，又奠定了世界文化地理的分野，由此开创万年文化发展历程的先河。

　　五千年文明史：文化如星火燎原

　　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文明形成”意味着物质、精神与制度文化取得显著进步，社会分化加剧形成阶级，等级制度与礼制规范确立，集军事、宗教权力于一身的“王”与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国家”诞生。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也指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与认定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了原创智慧，并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阶段，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二千二百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考古成果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绝非虚言。

　　跨湖桥八千年的独木舟劈波而行，裴李岗八千年的磨盘上碾磨粟黍，陶壶中发酵稻酒，河姆渡七千年的稻田郁郁青青——先民们在海陆生计中互补，在敬天法祖中收获，夯实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基。在温饱之上，兴隆洼的砂绳切割玉器工艺、高庙的白陶烧制技艺均展现了技术突破。贾湖骨笛奏响的通天韵律、刻划符号孕育的文字胚胎、凤鸟纹饰勾勒的精神宇宙，昭示了精神觉醒的跃迁，文明的火种就此点燃。

　　距今五千八百年前后，凌家滩的玉鹰振翅，红山的玉龙蜷曲，开启了古国文明的第一阶段。精神文化更是通过社会上层交换网络实现互鉴，牛河梁与凌家滩的玉器对话，共筑跨越时空的宇宙观。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黑釉蛋壳陶开启了高温还原焰的先河，马家窑青铜刀见证了冶金起源，黄山独山玉作坊揭示了手工业专业化。距今四千年前后，陶寺圭表丈量节气历法，以“观象授时”确立王权，石峁石雕与石城防御捍卫军事权力。西朱封大墓发现重椁彩绘，陶寺墓葬规模反映阶层鸿沟，见证礼制渐趋成熟。

　　从距今八千多年文明微光点燃，到五千多年古国形成，再到四千多年王国崛起，各地文化如星火燎原，照亮中华大地从“多元”走向“一体”。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