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何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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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斌的《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以明清时期天津盐商家族兴衰为轴，透过园林建造、诗会雅集、慈善赈济等鲜活场景，展现盐商如何以文化资本推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书中挖掘盐商日记、书画题跋、债务账册等史料，揭示商人群体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创造性突围。此次再版增补新见文献，为微观社会史研究树立了典范，更赋予天津独特的南北交融、务实乐天的城市基因以历史深度。

天津海河畔的人民公园，前身是清代盐商李氏的私家园林“荣园”；老城厢流传的“水西庄”传说，记录着查氏家族汇聚南北文人的盛景；街头巷尾“李善人”的称呼，凝固了盐商修桥施粥的集体记忆——这些散落于城市肌理的历史碎片，在关文斌教授《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中被精心缀连，织就了一幅商人群体主动创造历史、形塑城市的壮阔人文图景。这部今年再版的学术经典，以长芦盐商家族命运为棱镜，折射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在的流动性与创造力。它不满足于讲述盐业兴衰的经济史，而是潜入更深的层面：一群曾被视作“暴发户”的商人，如何通过文化实践、慈善网络与公共参与，突破僵硬秩序，成为一座城市精神基因的奠基者。

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是盐商家族充满张力的生命史诗。查氏家族的命运跌宕尤为摄人心魄：当查天行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濒死，其妻变卖家产筹银两万两救夫，却未能阻止家道中落；其子查为仁在狱中苦读诗书，出狱后以惊人毅力重建家业，将荒滩变为名动天下的“水西庄”。这座园林远非炫富之场，而是一座精心设计的文化磁场——查为仁在此收藏古籍字画，资助寒门学子，更吸引了厉鹗、杭世骏等江南文坛巨匠北上，使天津从“武健之乡”蜕变为文人雅士的汇集地。乾隆皇帝南巡驻跸赐名“芥园”，成为这个家族乃至天津盐商群体的高光时刻。然而关文斌并未止步于辉煌叙事，他以司法档案为刃，剖开繁华表象：查氏子孙因挥霍涉讼、债台高筑，最终园林荒废、藏书流散。这种“创业—守成—崩解”的家族轨迹，实则是盐商群体生存境遇的缩影——他们以财富叩开文化圣殿的大门，却仍在儒家价值体系中挣扎于身份认同的焦虑。

盐商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以惊人的创造力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生态。书中用大量笔墨还原了盐商如何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严修家族投资新式学堂，推动科举向近代教育转型；张锦文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散尽家财组建“团练保卫局”，以民间武力守护城市；而“李善人”李春城的善举更具象征意义——他冬日设粥厂暖棚，夏施暑药凉茶，更将私园“荣园”捐作公共空间。这些行为常被解读为“乐善好施”，关文斌却揭示其深层逻辑：盐商通过慈善建立社会信用网络，通过园林开放模糊公私边界，实质是在官方体制外构建一套替代性公共服务体系。当天津城墙因盐商捐资而加固，当火灾被盐商组建的“水会”扑灭，当饥民从盐商粥厂获得生机时，一种新的城市共同体意识悄然萌发。最动人的案例莫过于王贤宾：这位盐商总董被市民称为“必不可少之人”，当其因外资债务案入狱时，竟有百余名绅商联名上书请愿。这种集体行为背后，是盐商从“外来客商”到“城市主人”的身份觉醒，更是天津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历史性迸发。

盐商作为南北文化的摆渡者，将江南园林、书画鉴赏、昆曲雅音引入燕赵之地，催生出天津独特的“南北混血”气质。书中对天津城市精神基因的剖析尤为精到。水西庄中的文人唱和，不仅是艺术交流，更孕育出一种包容开放的城市品格：北地豪迈与江南精致在此交融，官绅精英与市井平民同园游赏。而盐商在权力夹缝中养成的生存智慧——务实而不失幽默，坚韧又善于变通——逐渐沉淀为天津的市井性格。书中引用的民谚“阔查”“卫嘴子”，乃至盐商后裔转型实业时“见风使舵”的商业策略，皆可视为这种精神的鲜活注脚。关文斌以人类学家的敏锐指出：当代天津人面对困境时的乐天态度，街头巷尾的幽默调侃，甚至对“码头文化”的复杂情感，都能在盐商历史中找到源头。当李氏家族将荣园捐作公园，当查氏后人以实业延续家声，盐商的物质财富虽已消散，其塑造的城市灵魂却生生不息。

作为社会史研究著作，《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的学术价值远超地方史范畴。关文斌深耕档案的功夫令人惊叹：长芦盐运使司的盐引册、债务纠纷的状纸、盐店伙计的工食账簿，甚至家族女眷的赎罪呈文，皆成为复原历史肌理的珍贵切片。从某盐店五月账本中记录的薪金、伙食、杂项开支，到查氏仆役诉讼中揭示的主仆契约关系，微观史料的运用使冰冷的经济数据转化为有温度的生命叙事。关文斌以本土史料建构出“嵌入型公共性”概念：盐商通过赈灾、教育、城市防卫等实践，构建出一套与官方共生的地方话语网络，为传统社会结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再版新增的盐商书画题跋、外国银行借贷文书等材料，更使这部经典持续焕发学术生命力。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最动人之处，在于它赋予历史人物以丰满人性，这些矛盾性与复杂性，恰恰构成了一部有血有肉的社会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