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覃伟/图

嘉宾名片

黄勇，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主编，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出版中英文专著十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各百余篇。

受聘为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勇开启了第一次贵州贵阳之行。“中国心学与世界”中德哲学对话在贵阳孔学堂举行期间，他先是在开幕式上作《王阳明对恶人的同感》主旨演讲，后在中德学者的对话活动中，围绕“当代道德心理学中的人我合一与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共情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主题展开学术对话，继而作为“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四期主讲嘉宾，开讲《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通过三场活动，黄勇教授完整揭示了心学智慧如何超越五百年时空，为现代道德困境提供哲学根基；“同感”理论何以成为连接个体良知与人类命运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重释“天下大同”的文明价值。

黄勇教授的三场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细节：PPT为英文，演讲用中文。两种语言之间呈现出的比较、对话的状态，恰是他从事的比较哲学研究的追求与象征。

■从比较语言到比较哲学、比较人文学

记者：您在讲座中有一个细节：PPT为英文，演讲用中文。您在中英文哲学语境中的自如切换，让人联想起您此前介绍歌德的“比较语言学”观点：“如果你不懂外语，那么你对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结合您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以及您面向未来的人文学术提出的“比较人文学”概念，可否这样理解您的学术路径：从比较语言的视角出发，拓展到比较哲学，再拓展到“比较人文学”？

黄勇：是的。当然我目前还未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程度。

你刚才的话给了我启发。就像歌德说的，若不懂外语，便连自己的语言也一无所知。当然，他并非指荷马因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他语言而对希腊文也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若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他语言，便无法真正了解希腊文作为语言的意义。

我想进一步拓展这一思考，提出一个哲学问题：若只知道一种哲学传统却对其他哲学传统一无所知，是否可以说对哲学也一无所知？若只知道孔孟老庄，而不知道任何其他哲学，是否便对孔孟老庄的思想也一无所知？也不尽然。这里指的是必须了解其他哲学，才能全面理解作为哲学的孔孟老庄的思想。

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哲学？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超越自己所讲的语言、所相信的宗教和所知道的哲学。但我要强调的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哲学。若只在自己的传统里做哲学，可能很难做出具有创造性的哲学。一方面，因为在自己的传统里，可能会觉得从未有人提出过某个观点，便认为自己是创新的，但这个创新可能在其他传统中已经有了；另一方面，只在自己的传统里很难做出创新，只有在不同传统对话的过程中，才能有创新。

我目前主要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一些新想法，这些新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我自己的。例如我提到的王阳明“对恶人的同感”，对西方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并非我的创造，而是王阳明的理论。

此外，我尚未涉及的另一方面是比较人文学，即若仅知哲学，而不知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则对所学的“哲学”也一无所知。人文学科中，我们应了解历史、文学等领域，以更好地理解哲学。比如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心理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比较是跨传统和跨学科的，包括不同传统间的比较和不同学科间的比较。在此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哲学、历史、文学等，还要了解它们的不同传统。在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过程中，才能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

记者：具体到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上，您已做了很多工作。创办的比较哲学类期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组织的“相遇中国哲学”系列活动等，为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学术平台。请问在推进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层面，您过去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未来有何学术规划？

黄勇：先说我办的英文刊物《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与《中国哲学杂志》《东西方哲学》等其他同类的英文刊物相比，我们这个刊物只有20多年，历史还较短，但我们的刊物成长较快。如今，影响力是评价刊物的重要标准，而在所有同类刊物的影响因子评比中，我们的影响力一直是最高的。

从一开始，我就设想将《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设定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桥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身存在差异，但我想将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联系起来。因为中国哲学家在中文环境中进行研究时，通常很少关注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西方哲学家用英文从事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几乎从不引用中国哲学家用中文写的成果。我想通过这本刊物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每期都有书评，关于中国哲学的英文书、中文书各三本；二是增加综述文章，即根据具体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汉语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写成英文综述刊发出来，向国际学界推介。这不仅是将中国哲学介绍给世界，更是将中国哲学家的工作与外界建立联系。

我还编了两套书。在英语世界，很多出版社都喜欢出版所谓的“companions”系列，这些书非常详细，比如专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物理学等。“companions”系列几百本里，可能只有一本是中国哲学的笼统介绍，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比较弱。我说服了出版社编辑，于是编了《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这套书编得较早，规模也较大，现在已经出了20本，全是英文，以后计划出超过100本。另一套是《Fudan Studies in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每本选择一位有名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他可能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但在这个领域里被公认是重要的哲学家，有十几位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个西方哲学家提出挑战，再由他作出回应。这套书是我最想编的比较哲学著作，现在只出了两本，第三本快要编辑完成。

■越是特色越是要全球化

记者：比较哲学的工作角度体现了“全球化”学术取向，当下还有另外一种学术取向，即“区域化”，走向地方和民间。对此，您如何看待？

黄勇：我觉得“区域性”和“全球性”实际上是一致的。原来“区域性”在英文里面叫作“local”，“全球性”叫作“global”。以往有人认为，“global”和“local”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真正“global”的东西，往往是“local”的；真正“local”的东西，是“global”的。

例如，在贵阳有个麦当劳饭店，但真正外国人要到贵阳来吃，他不会去麦当劳，他一定要吃贵阳具有特色的菜，越有特色，其他地方的人越要现场体验。所以，现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glocal”，即“global”和“local”合在一起的新词，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同理应用在“中国心学”这个词上，就像“心学”是中国的，阳明学又非常独具贵州特色。你越是特色，人家越是要了解，因而也就越具有全球性。

记者：您提到“阳明学又非常独具贵州特色”。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贵州正在大力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对此您有什么好想法或者建议吗？

黄勇：我是做中西比较哲学的，做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把阳明思想跟世界上其他的哲学传统或者文化传统做对话。

中德哲学对话有很长的历史，今年第一次在贵阳举行，请了七八位德国的哲学家过来。“中国心学与世界”是这次活动的“大标题”，中德哲学对话是这次活动的“小标题”。我们可以在“中国心学与世界”这一“大标题”下规划中美哲学对话、中印哲学对话、中日哲学对话、中韩哲学对话等“小标题”。按照这个规划，可以出一套《中国心学与世界》系列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价值的，真正把中国心学（主要是阳明学）跟世界连在一起。

记者：目前贵州在推动阳明文化的国际化诠释、国际传播和对话。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增强阳明心学的吸引力和接受度？

黄勇：我是做哲学的，从学术角度比较强调的是研究，没有强调太多的传播。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不冲突。跨文化研究过程中，传播是重要方式。通过研究来传播，实际上能更好地传播。若只是简单传播，对方可能不理解。因此，通过研究过程更能有效传播。

记者：想到您的一个观点，即您不追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喜欢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家或哲学文本可以对此做出独特贡献的哲学问题。您自己有阳明文化的研究计划吗？

黄勇：我筹备了很久，在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英文书。书里的每一章，都突出当代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我选择的问题并不是对王阳明思想的全面研究，但我选的每个问题都是当代西方哲学里争论比较多的。而且，我选择的每个问题，都觉得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尽管各不相同，在我看来都有缺陷。而王阳明理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是说王阳明思想在任何哲学问题上都是最好的，西方哲学家在有些问题上讨论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的书主要是用英文写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看，因为英语世界里知道王阳明的还不多。但我不只是让他们知道王阳明思想，而是通过王阳明的视角参与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并由此让他们在王阳明思想中得益。

记者：您对当代青年学者的治学方法有何建议？

黄勇：在哲学领域，中国哲学传统中有很多丰富资源，对解决当代问题能做出独特贡献。但我认为青年学者不应总想着打破西方话语权，不同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平等的。

我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涉及中国哲学，并论证中国哲学在我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上有比西方哲学家更有道理的观点。实际上我在研究过程中，最近几十年主要写中国相关内容，在写作过程中也会参考西方哲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从中学习到了很多。

年轻学者若以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为研究基础，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态度，汲取其他传统的优点。只有在两种传统对话、交锋的过程中，才可能碰撞出不同文化传统中都没有的新思想。我们追求的是真理，真理若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弘扬之；若在西方文化中，也弘扬之。或许真理既不在中国文化，也不在西方文化，需通过比较发现。因此，我们的定位是追求真理。在哲学问题上，我们要找到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不论其来自哪个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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