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端华

在返乡的火车上，又格外想念父亲了！那个脾气有点倔强的小老头，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父亲的倔强劲儿，在亲戚邻里当中是有口皆碑的。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挑河的工地上玩。苏北农民有句谚语“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这挑河虽不在“三大苦”之列，可辛苦程度也大差不差。要把一担三百多斤的烂河泥挑到岸上，而且一趟接着一趟，既要有足够的体力，更要有坚强的毅力。父亲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长得清瘦单薄，河工们总是劝他少挑点，可他就是不服输，硬是和大家完成一样的任务。他常把那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人穷志不短，人瘦也扛活”。工地上他那趔趄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母亲三十八岁去世，父亲便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生活水平并不如现在宽裕，加之母亲治病花了不少钱，我家便成了“负万元户”，日子过得实在紧巴。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而是乐观面对一切。为了还债，同时供我上学，他每天早上五点左右便起床出门，到集市上买两百斤大米，用自行车驮到各家门户去兑换成蚕豆、黄豆、小麦之类的谷物，再到集市上出售。从早到晚披星戴月，累得气喘吁吁，也就能赚取五元左右的差价。就是这样薄利的小生意，父亲硬是做了二十多年。我理解父亲，在厄运和困难面前，求人不如求己。他这种自食其力的倔强劲，如今想来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我入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哥哥也到城里打工安家，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父亲很少向我们张口提什么要求，即便身体有恙也总是自己去医院。每次电话里跟我说的，要么是亲戚朋友有什么红白喜事，要么是乡村政府有什么改革新政。问及他的身体，总是说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有一次，电话里我听出父亲的声音不像平常那么清脆，便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一再逼问之下，他才老实向我坦白，原来是在三叔家吃饭时架不住人劝多贪了几杯，正在宿醉中。从那以后，我总是提醒他千万别在酒桌上逞能，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又是一个人生活，酒喝多了既伤身体也不安全。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一上了酒桌，有好事者一用激将法，他那倔强劲便谁也挡不住。

父亲八十岁被查出重疾，治疗了两年多。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可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消沉的状态。他甚至不停地安慰我：生死由命，尽力就可！医生让他爬楼梯锻炼，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六个来回。到了病重的最后阶段，每隔半小时就要吸一次痰，那瞬间难受得类似于窒息，可父亲硬是坚持不吭一声。他总是用胜利的眼神看着我，可只有我知道，这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硬生生挺过来的。

父亲的倔强，既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精神。倔得在理，犟得可敬，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