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湖晚报）

转自：南湖晚报

　　◀“南岳游干班”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

　　盛夏时分，蝉鸣声声。在潇湘大地的湖南衡阳衡山山脉中，南岳七十二峰绵延八百里。

　　就在这星罗棋布的峰峦之间，集贤峰虽无首峰的独特意义，也非远近闻名的最高峰——祝融峰那般夺目，却仍在群峰的映衬下，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静待被人探寻。

　　80多年前，集贤峰侧白龙潭上方的一所学校旧址，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办学历程。

　　在这里，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成果，更是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创举。树木葱茏的雅静校舍，成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的最好见证。

　　时光如流，人间已换新天。位于南岳区金沙路的“南岳游干班”陈列馆，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这段传奇故事。它唤醒了沉睡的烽火记忆，让那段团结御敌的峥嵘岁月再次焕发光芒。

　　烽火山河，敌后游击的战略抉择

　　“南岳游干班”的开办酝酿已久。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早已对中华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发表全民族抗战宣言，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加上之前的‘九一八’事变，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盖过国内主要矛盾，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几点正是促成‘游干班’开办的主要政治原因。”南岳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陈瑶光介绍。

　　1937年年底，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在武汉达成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由于正面战场屡屡受挫，蒋介石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武汉举办了珞珈山游击干部班，但只办了一期就没有下文。

　　时间来到1938年。这一年，日军先后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促使国民党上层人士进一步认识到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游干班’的具体事宜提出了相关建议，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干班’，请中共中央派人来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南岳游干班”陈列馆讲解员郑晓红告诉记者，“游干班”的选址也是几经更改，从长沙到衡阳，最后选在了南岳圣经学校。

　　中共派谁去最合适？

　　“当时叶剑英已经出任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参谋长，但考虑到他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实战经验以及统战工作经验，所以中共中央派出以他为代表的30余人中共代表团，来南岳参与创办‘游干班’。”陈瑶光说。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两党携手，实战导向的教育合作

　　走进“南岳游干班”陈列馆，1000多平方米的布展面积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老旧的历史遗物，在带领游客追溯“游干班”历史脉络的同时，传承其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民族精神。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共招收了1046名学员，编为8个队。办学集中国共两党的军事教育经验，呈现出鲜明的实战导向。”郑晓红介绍，“南岳游干班”共开设24门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游击战争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包含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等9个方面内容。

　　游击战的授课主要由中共教官负责。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中共教官们便以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述为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先集体讨论研究，然后按照在衡阳初编的《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两本讲义备课写教学方案。

　　“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时任国际新闻社记者高泳在一篇通讯中，生动描述了叶剑英讲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他这样写道：“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被常常提出来……”

　　陈瑶光告诉记者，连国民党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阳赶来听课，甚至还有南岳寺庙里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操场上上大课。

　　“南岳游干班”的教学完全以实战为核心。衡山火车站、师古桥畔、茶恩寺旁……每周的游击战术实习，到处活跃着教官与学员们的身影。他们实地演习对敌的袭击战斗、伏击战斗、自卫退却等，将课堂理论转化为实战能力。

　　除军事训练外，“南岳游干班”还特别重视群众工作。叶剑英用鱼和水的比喻说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密依靠群众。这一理念影响了不少国民党学员，改变了他们“单纯军事对抗”的认识。教育长汤恩伯知道后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民众是鱼水关系。”

　　时短功大，三千学员成抗战骨干

　　1939年5月，“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第一至第六队的学员正式毕业，在南岳大庙坪举行了毕业典礼。会场上群情激奋，士气高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游击队之歌》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大庙上空。

　　同年6月，“南岳游干班”第二期开学，由李涛接替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同年9月，“南岳游干班”第二期毕业。鉴于国民党当局在训练班里增设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排斥、限制共产党的行为日益增多和表面化。次年3月，“南岳游干班”第三期结束后，中共代表团撤出，返回延安。

　　“虽然开班时间短暂，但却影响深远。”陈瑶光表示，“南岳游干班”三期共培养了3108名学员，为抗日战场输送了一大批游击骨干和军事人才。

　　其中，第一期学员郭雪萍为中共秘密党员，“南岳游干班”结束后，先后担任国民党第31集团军少将旅长、鄂豫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少将、游击第五纵队指挥官兼枣阳县县长，为中国革命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南岳游干班”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缩影，是抗日民族战线能否真正统一的“试验田”。虽然期间充满了合作与斗争、挑衅与反击、团结与分裂，但周恩来、叶剑英、李涛等共产党人，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以斗争促合作、促团结，使合作办班得以延续，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

　　一些国民党学员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一些学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联系，并肩战斗；更有顾伯瑜、程鲁、吴众等学员脱离国民党部队，加入共产党队伍。

　　80多年过去，南岳衡山的烽火早已熄灭，但“南岳游干班”的历史意义从未褪色。它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生动见证，是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精神缩影，更是“团结”二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力量彰显。

　　“‘南岳游干班’陈列馆已经变成了红色教育基地，仅过去一年，就有12万余人次来这里学习考察。”陈瑶光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岳游干班”所承载的团结抗战、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记者手记】

　　有些精神，永远年轻

　　衡山，草木葱茏。80多年前，这片钟灵毓秀之地曾是抗日烽火的前沿——“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此开办，国共两党携手培育了大批游击骨干。

　　站在“南岳游干班”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有些画面仿佛穿过时光而来。可以想象，1939年的某个夜晚，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昏黄的油灯下，为国共两党干部准备授课内容。

　　史料馆里，泛黄的教材闪动着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授课的身影，他们与国民党将领共同研讨游击战术。那时，学员们白天上课，夜里就着油灯整理笔记。

　　80余载光阴流转，衡山深处的晨钟暮鼓里，那段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记忆，始终提醒着我们：团结的力量，足以穿越烽火，照亮未来。

　　《衡阳日报》供稿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