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晨

　　一架万米高空的飞机内，突发急病的乘客痛苦呻吟，武汉大学大二医学生孙毅杰响应机组号召参与施救。这本是医者仁心的暖心时刻，却也不乏质疑声传出：他是否有资质？若后果严重该担何责？而这些质疑本身也引发质疑：这是不是“键盘侠”对挺身而出者的苛责？

　　医学救护的确是有较高门槛的工作，外界对于资质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当病情在万米高空突如其来，当医疗资源尚无法覆盖航班，如以资质之名将救助者拒之门外，可能会错失宝贵的救援“黄金时间”。何况，具体到这一事件中，孙同学有急诊临床经验、对病人进行的处置并没有超出他的专业范围。

　　外界的质疑，其实更多的并非对于孙同学的义举本身，而是出于对挺身而出者面临的责任风险的忧虑。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对于“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豁免责任，它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专业医生，但“好人条款”在现实中常因种种情况打折扣，甚至给救助者带来麻烦。这种不确定性，的确会让不少人却步。

　　他人需要帮助时，我出手相助，如何免除后顾之忧？我需要帮助时，如何让他人在帮助我时无须再三踌躇？不同的忧虑，反映的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更好地保护挺身而出的仁心医者和好心群众，其实就是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紧急救助免责条款是构建“敢救、愿救”社会的重要基石，是对电光石火之间决定行善举者的兜底保障，但在现实中，似乎还有明显不足。而“空中紧急医疗事件”本质上是航司将应急责任转移给了偶然的个体和自发的救助，航司有必要设置更完善的基础应急医疗设备、建立更精细的施救流程。

　　回到这一事件本身，相信绝大部分质疑者并非针对孙同学，反而是为孙同学设身处地着想，是为救助者未雨绸缪。

　　在急救的“黄金时间”，不完美的行动永远优于完美的观望。当善良勇敢的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瞻前顾后，但法律法规应该替他们多“瞻前顾后”；他们的背后不应该只有人们支持的目光，也应该拥有更能让他们“后顾无忧”的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