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武备志》所载《山东沿海山沙图》（局部） 

    南宋《九州山川实证总图》

【学术争鸣】 

  “昆仑石刻”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目前讨论主要集中于石刻真伪问题，正反两方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金石学、地理学、神话学等视角出发，对石刻年代提出多种判断，除秦代刻成与今人伪作两种观点外，还有刻于新莽时期、元代、清代等看法。此前王子今教授提到，清代文献记载在鄂陵湖东北一百二十里外的山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但篆文内容和篆刻年代皆不详，仍不足以作为证实石刻真伪的有力材料。考虑到石刻所在地保存条件恶劣、所刻日期不合历法、两汉时人相关记述缺失和石刻文字疏密大小不均等情况，笔者认为，石刻的真实性仍需审慎论证。

  石刻的真伪固然重要，但在真伪之外，还需要考虑的是，一方位于今天我们认知中黄河源地区的“采药昆仑”石刻，是否可以如仝涛文章所说，作为实证先秦时期神山昆仑地理位置、解决“河源”“昆仑”精准地望的根据？答案是否定的。叶舒宪教授对此提出，实证古昆仑地理位置需符合先秦时期与昆仑山绑定的三个必要指标，即“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仑、玉出昆冈”。然而，从先秦至汉代，昆仑山与黄河源、西王母并没有牢牢绑定在一起，在一些记载中它们之间甚至毫无关联。因此，将其作为确定先秦乃至秦代昆仑山位置的硬指标，不免有些武断。考诸史籍所载昆仑山可以发现，古人确定昆仑山位置的依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通过分析早期文献对昆仑山与黄河源关系的描述，以及历代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依据，或许可以为认识石刻真伪及其“实证”效力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黄河源与先秦昆仑山无必然关联

  作为传说中的神山，昆仑山有多重身份，其中之一即黄河源头。河源昆仑的观念自汉代起愈发盛行，并与后来经典化的河源观“河出积石”合并，即《淮南子》所载：“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经过历代人们的不断阐发，河源昆仑的观念逐渐稳固，造成了昆仑山与黄河源天然绑定的错觉。

  应当注意到，战汉之际的文献中还有昆仑山地理位置远离河源的记载。比如《禹贡》讲“导河积石”，又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仅言昆仑在西戎活动的区域内，不以其为河源。顾颉刚先生据此认为，战国时期的昆仑山当在今陕西东部“昆夷”地，位于新疆、青海的昆仑山都是后来者的附会。《穆天子传》则言“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只说昆仑山当位于西部地区，未将昆仑视作河源。这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河源昆仑的观念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因此，通过黄河源的位置来判断先秦时代乃至秦代昆仑山的地理位置未必可取。

  况且，没有证据能表明五大夫翳等方士认同河源昆仑的观念。石刻文字虽提到五大夫翳等前往昆仑，却并未提及黄河源，也未言前方百里外就是目的地昆仑山。即便此地是今人视野中的黄河源，也切不可望见“昆仑”二字便断定秦代乃至先秦古昆仑山就在此地。根据石刻内容可知，方士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采药，不是追溯河源。有鉴于此，就算石刻为真，刻石者可能也不曾意识到这里就是黄河源头。扎陵湖、鄂陵湖一带河源直至康熙年间才大体探明。相比于借此解决“昆仑”“河源”的精准地望，方士们意图前往昆仑山采药，路过今黄河源地区并留下石刻，这样的解释无疑更贴合实际。若要凭借此方石刻实证古昆仑山的地理位置，恐有草率之嫌。

石刻的实证效力有限

  其实，无论是先秦的昆仑山，还是秦代的昆仑山，其地理位置究竟位于何处，既取决于当时人们如何认识“昆仑山”这一文化符号，还取决于那些追寻昆仑山的人认同传说赋予此山哪些特征。对于以“采药”为目的的方士们来说，昆仑山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参照《九章》“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之句，《天问》“昆仑悬圃”之语，长满神异花果的高山园林，可能更符合早期方士对昆仑山形象的想象。后世方士著述也提供了类似的书写，比如王嘉《拾遗记》将昆仑山山体描绘为九层结构：第九层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翳五百里”，第三层有“禾穟，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位于最底部的第一层则有“流精霄阙，直上四十丈”。

  可见，方士群体间传播的关于昆仑山的知识认为，山上有着丰富多样的植被和十分壮观的宫阙。试问，怀揣着采集仙药之梦的方士深入高寒草原来到扎陵湖畔，会将此地的荒山认作昆仑山吗？葛承雍教授提到，青海高海拔地区是冬虫夏草采药之乡，因此采药石刻出现在这里是合理的。但扎陵湖一带作为秦汉方士眼中昆仑药乡的合理性，不能仅通过以今推古的办法简单带过，还需要综合该地区的开发史、时人观念中昆仑药乡的特征及虫草的应用史等几方面进行考量。

  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方士们在寻找昆仑药乡的过程中路过这里或就此打住。这也为石刻的实证效力划出了边界，即在石刻为真的前提下，可以实证当时的人们在西行寻找神山昆仑的过程中已通过“羌中道”等路线来到此地，但不能实证先秦或秦代昆仑山的地理位置，更遑论解决“昆仑”“河源”地理位置的千古争议。

两汉以来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依据

  秦汉易代，汉武帝把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山，但之后，人们依然没有停止对昆仑山地理位置的追寻。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国版图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早期传说赋予昆仑山多重身份。两汉以来，人们为给昆仑山准确选址，参照了多种依据，其中，“河出昆仑”和“昆山出玉”最为常见。汉代以来，“河出昆仑”一直是官方确定昆仑山位置的首要依据。两汉时期的于阗南山和葱岭、唐代刘元鼎出使吐蕃所得闷磨黎山、清代的枯尔坤及昆仑山脉，皆因河源昆仑的观念而定名。河源昆仑位置的屡次变动，反映了疆域变化对追溯黄河源头、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影响。

  唯一的特例发生在元代，都实等人受元世祖之命追溯河源至星宿海，认定此处为黄河源。都实等人没有在河源地择一处昆仑，却将朵甘思东北鄙远离星宿海的大雪山命名为昆仑山。而昆山出玉的观念不仅是汉武帝确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的依据之一，也是后世地方以“昆仑”命名山岳的依据，比如《方舆胜览》记载，宋代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一带）有“昆山，在城东四十里，出璞石”。

  神仙信仰也是影响古人判断昆仑山位置的要素之一。昆仑山是传说中百神所聚之山，不过，在战国秦汉时代的神话中，昆仑山与天帝、黄帝联系最为密切，然后是西王母。《山海经》称昆仑山为“帝之下都”，是天帝在下界的宫室。《穆天子传》则说昆仑山为黄帝宫殿所在。汉武帝时有方士进献所谓“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楼台宫阙名作“昆仑”，体现了当时昆仑与黄帝信仰的紧密结合。昆仑山与西王母的联系则见于《竹书纪年》，言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但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所在之山并非昆仑，这表明昆仑山与西王母的结合存在一个过程，并非如叶舒宪教授所说，“西王母所在”是先秦人认知昆仑的必要条件。

  昆仑登仙与西王母不死两种观念在汉代融合渐深，与西王母有关的神话中昆仑山频频出现，“西王母所在”这一因素开始成为后世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依据。比如《十六国春秋》说：“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外，麻姑信仰也对古人确定昆仑山的位置产生了影响。在今山东牟平一带有山本名姑余山，被认为是麻姑修道升仙之地，唐宋时期“后代以姑余、昆仑声相类而俗名”，将姑余山改名为昆仑山。这一案例表明，影响昆仑山位置判断的神仙信仰并不局限于西王母，也表明古人的昆仑山“择址”依据存在极大的操作空间。

  认为昆仑山高大磅礴的观念，同样是确定昆仑山位置的依据。传说中，昆仑山高峻非常，山势磅礴，有遮蔽日月之势，为撑天的天柱。因此，在后世描述昆仑山的文本中，常常可以看到对高大这一特征的说明，比如《元史》就说被命名为昆仑山的大雪山“其山最高”。宋代时，鉴于《尔雅》“大阜曰陵”的记载，人们将扬州的广陵直接更名为昆仑冈、昆仑山。

  古人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还以昆仑为“地首”的观念作为依据。昆仑称“地首”见于纬书，在“地不满东南”这一认知的影响下，地处“西极”的昆仑山被抬升为“地首”，此山向东南延伸则为“中国”之地。这一观念在唐宋以降的堪舆文献中被表述为龙脉祖山，意即昆仑山为天下山川的起点。将冈底斯山称作昆仑山，就是受这一观念影响的典型案例。清康熙年间，通过勘测西藏山水，清廷认定冈底斯山是“天下之脊”，冈底斯山是“众山水之根”的认知通过清圣祖上谕被确定下来，此山因此也成为昆仑。

  通过梳理史籍所载的数处昆仑山，可以发现，传说中昆仑山所具备的各种特征，都可以成为古人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判断依据，其本质是以现实局部性地比附神话。千年以来，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始终变动不居。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与其执取某一具体山岳为原始的、真正的昆仑，不如将昆仑视作一个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符号，一个承载着古人地理秩序想象的符号。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掘史料，持续深入探究，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先秦及秦代认知中昆仑山地理位置的问题。

（作者：付邦，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