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这既是一首献给党的颂歌，也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充满着救亡图存民族精神的战歌。我说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它是来自晋察冀边区，带有芬芳泥土气息的大众文艺作品。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战事正酣之时，曹火星所在的群众剧社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们奔赴天津，准备迎接天津解放。于是群众剧社星夜兼程，来到天津附近的霸县（今霸州）胜芳镇，“安营扎寨”，准备进城。当时这首歌已经唱响，他们就是高唱着这首歌走进天津的。

　　进城之后，曹火星在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此后担任过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他身后档案由其家人捐给我所供职的天津市档案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一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手稿。这份手稿并不是这首歌最初的一版，但也具有重要意义。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相继成立，在那里群众文艺运动相当活跃，无数作家、艺术家云集于此，各种抗战剧团不可胜数。平山县有一个铁血剧社，剧社成立后，青少年成员纷纷改名，以血明志，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也到天津的剧作家王雪波和张学新，二人分别改名为王血波和张血星，而原名曹峙的曹火星别出心裁，他根据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语，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曹火星，火和血一样也是红色的。曹火星从此未再改名。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铁血剧社成员集体到文艺学院学习，这为抗战培养了文艺人才，也是促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问世的先决条件之一。

　　不久，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到来，1941年和1942年，冀中平原遭受了日军数以千计的扫荡，国仇家恨，催人警醒。

　　1942年5月，日军在华北进行了十分残暴的“五一大扫荡”，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并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了正确方向。

　　1943年春天，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已由晋察冀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并移师阜平的铁血剧社更名为群众剧社。此时曹火星已担任剧社音乐组组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季，群众剧社部分成员从阜平出发，跋山涉水，来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和政治宣传。

　　也就在晋察冀军民艰苦卓绝地与日寇战斗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并抛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调。

　　这一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等文艺工作者读了这篇社论后，决心以音乐为武器来表明观点，他们按照群众歌舞“霸王鞭”的曲调节拍，谱写了一套五首歌曲，前面四首包括《热爱八路军》《解放区真是一个好地方》《在天上要数什么东西亮》《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曹火星开始构思这套组歌的第五首，此时群众剧社来到平西地委和房涞涿联合县县委所在的紫石口村报到，又到两里之外一个叫石板港的村庄休息。曹火星躺在老乡家的火炕上，旋律初成。不久，他们又到达六十里开外的堂上村，在一座已改造成学校的庙宇里，煤油灯微光闪烁，曹火星记下了词曲，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它自诞生之日起就迅速传遍了中国大地。

　　这首歌的歌词随着时间推移也产生了改变，在最早的油印曲谱中，原词是“她坚持抗战六年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是因为这首歌写成是在1943年，距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已过去六年多时间，此后歌词逐步叠加为“七年多”和“八年多”，直至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这首歌曲时，认为还是加上一个“新”字好，因为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而据曹火星本人和群众剧社成员肖云翔的回忆，进城之初，在新解放区，群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已在歌词中加了一个“新”字，这是普遍的，也是自发的，和后来歌词的定稿其实是双向奔赴。改动后的歌词赋予歌曲新的意义——在最初，这首歌是为了辨析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可以救中国，而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无需辩驳的；改过的歌词，是用忠实的历史观陈述古老中国的存在，而又重点表明是共产党开天辟地，打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首歌歌词朴实，节奏铿锵短促，充满着工农兵炽热的情怀、乐观的精神和抗战的斗志。歌词篇幅不长却分量巨大，正如它所唱到的——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她指给人民解放的道路，她领导中国走向光明。这正彰显了晋察冀边区乃至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抗日军民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

　　题图上：曹火星像；题图下：天津市档案馆收藏的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