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李文海

（一）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者，大体为有知识层面的人，也可谓读书人。按照一般的说法，“儒，学者之称也”，读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知礼仪廉耻。

《集注》曰：“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此。”这是夫子在教导弟子们要注重仁德的修进，做个德才兼备的人。

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理解不尽相同。我认为，“君子儒”和“小人儒”的根本区别在于义利和公私。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克己奉公，后者循私舞弊。他们的道德品质和处事为人是完全不同的。“君子儒”是有学问的君子，“小人儒”是有学问的小人。“小人儒”往往装作“君子儒”，蒙蔽世人，以售其奸。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为害岂不多哉！”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干起坏事来更为厉害。

张居正身为帝师并内阁首辅，他讲《论语》是给皇帝听的。他说：“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则必能守正奉公，实心为国，而社稷苍生皆受其赐。若用了小人之儒，则背公营私，附上罔下，而蠹国殃民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故用人者，既观其行事，而又察其心求，斯得之矣。”

谁是“君子儒”，谁是“小人儒”？有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特别是位卑者也许看得更清楚些，如白发渔樵。杨绛说“唯有身处卑微之时，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大概在于此。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二）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此章，可看出孔子对人才的重视。不管什么时代，人才都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因为治理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在于是否发现和重用了人才。此章同时也可看出子游（言偃）的慧眼识珠。孔子问他：你在武城作宰，是否得到了人才？子游说：得到了，他的名字叫澹台灭明。子游讲了两件小事以示此人刚方正大。第一，走路从来不抄小道，光明磊落。第二，不是为公事，从来不到我的居室来。子游观人幽微知著。朱子赞曰：“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则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其有以自守，而无枉己殉人之私可见矣。”

澹台灭明，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后来成为孔子弟子。传说澹台灭明状貌甚丑，孔子曾以为他才薄。而后，澹台灭明受业修行，名闻于世。孔子曾叹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四书集注》杨氏曰：“为政以人才为先，故孔子以得人为问。如灭明者，观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后世有不由径者，人必以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为简。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朱熹接着注的两句，更为精辟：“愚谓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惑。”

走路不抄近道，求正而不取巧；从不打小报告，恭上而敬于事，这是多么可贵的品德。但在现实中，以此为人才者，非真正的伯乐，谁能识之？

凡人才多有傲骨，凡庸才均有奴性，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不恶傲骨，不惑媚态，用人者察之。

（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败退时，他留在最后面，掩护全军，将要进城门时，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道：‘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不快啊。’”

孟之反，鲁国大夫。伐者，夸耀功劳也。颜渊曾讲自己的志向：“愿无伐善，无施劳。”此章里讲的“伐”和颜渊讲的“伐”同义。不夸耀自己是一种美德。对这种美德，老夫子极为看重。

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一年春（前484年）齐国伐鲁。鲁国左军，在季氏宰冉求的统帅下，取得了保家卫国的胜利。可鲁国的右军大败而归，其统帅孟孺子惧敌怯战，一遇敌军便惊慌失措而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孟之反是右军中英勇的武士，他殿后堵截敌人，掩护鲁国军队撤退，算是战败方的唯一立功者。

为什么孔老夫子大加称赞孟之反呢？这是因为孟之反表现出的修养可为天下之楷模。一般来讲，能够做到不夸功不争功已属不易，而孟之反把本属于自己的功劳掩藏起来，不想让人知道。“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何等的美德啊！故孔子感叹：“人有功不难，不夸功为难”。事实上，越是内心空虚，没有能力的人越喜欢夸大自己的功劳，而真正有实力、内心强大的人根本无需这样做。

“不伐”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无情的历史所凝炼的警言，没有深厚修养的人难悟其深意。孟之反当时掩功不居，除了本身的修养之外，也有对其处境的考量。行高于众，人必诽之。鲁国当时的情况是何等的复杂呀！自保也是孔子所主张的。张居正说：“大抵不伐二字最为美德，盖谦虚乃能受益，盈满必然招损。颜渊无伐善、无施劳，故孔子许之。大禹不矜不伐，故帝舜称之。读者所宜深玩也。”

（四）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而”通“与”。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祝鮀的能言善辩与宋朝的美貌，是难以在当今之世免遭灾祸的。

此章是孔子对当时卫国衰世乱象的评述，表达了夫子对卫国政局的不满。

祝鮀之佞。佞者，巧言谄媚。祝鮀，卫国大夫，字子鱼，有口才，而又会阿谀奉承，受到卫灵公的重用。此属巧言令色之类。

宋朝之美。宋朝，宋国的公子朝，貌美闻名于世，史说公子朝与襄夫人宜姜私通，并参与发动祸乱，出奔到卫国。又以貌美，与卫灵公夫人南子私通，而受到宠幸。

王夫之《四书训义》说：“孔子游卫，看到祝鮀能言善辩，而宋朝受到宠幸，当时社会纷纷仿效，连正直的人都受到了伤害。孔子于是感叹道：如今的世道竟然成了这样！凭借花言巧语而获得荣耀，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因为不善于花言巧语而受到羞辱，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凭借讨好的表情来获取利益，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因为没有讨好的表情而受到伤害，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如今人们习惯于花言巧语，好像不善于花言巧语就会立刻受到羞辱；人们追求讨好的表情，好像没有讨好的表情就会立刻受到伤害。既然如此，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巧言令色、宋朝那样的美貌，就很难在当今的世道上生存了。”

朱熹注曰：好谀悦色，衰世气象也。

老夫子目睹卫国怪象，预料到卫国将会引发一场祸乱，并认为这是难免的事情。结果为孔子所言中。当然这是后话。

（五）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古时，双扇的称为门，单扇的称为户。

这又是老夫子的一声感叹！

《论语》中的老夫子是个实在、可爱的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日常中的许多东西都能和“道”联在一起。他形象地比喻说：“谁出屋子不经过屋门呢？为什么没有人从我指出的这条道上行走呢？”这条道是孔子一贯主张的“仁道”，在孔子看来，“仁政”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屋门”，是必经之路。

我猜，孔子说此话的时间，应在周游列国的晚期，或者是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他此话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春秋末期，礼坏乐崩，整个社会乱了套，列国统治者趋利害义，不再把“仁德”当回事了。孔子颠沛流离14年，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接受，遂使孔子感叹不已。他曾问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为什么“道之不行？”他也曾生气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没人接受我的政治主张，我就坐个小筏子出海了。其实，这都不必当真，顶多是发点小牢骚而已。孔子之志牢不可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孔子之谓也。

“出必由户，行必有道”，后来成为一条修行的策语，也是儒家强调的一条必须遵循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君子应当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走正当的途径，而不走歪门邪道，不弯道超车，更不能做苟且之事。

《集注》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有道。非道远人，人自远尔。”道并不远，是人们趋以名利，把仁道忘掉了。自我反省，道就在眼前啊。

（六）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史，指宗庙中主持祭祀礼仪的祝官，文多而质少，知其文而不知文之实，诚则不足也。含有言词华丽，浮夸虚伪的贬义。

此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质朴还不行，还要有文采，有修养，内在的品质和外在的表现要相得益彰，努力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文质相济，不可偏废，谁也不能胜过谁。如果内在的质朴胜过了外在的文采，就未免表现得粗野鄙俗；如果外在的文采胜过了内在的质朴，就未免浮夸虚伪。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既注重内在的品质修养，又不忽视外在的表现和行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君子，文质彬彬也。

此章是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经典论述。也是在讲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春秋时期，繁文缛节之风兴起，只追求表面的华丽宏大，而淳厚古朴的风尚却日益消失，孔子想要矫正这些偏差，让正气回归社会，所以才说了这一番话。但是，当时的国君醉心于腐败的政治，不知道变更；公卿大夫沉迷于不良的习俗，不知道匡正，这些都是东周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

《集注》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意思是说，文质彬彬当然好，可是有时文质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与其“史”一点，不如“野”一点。质胜于文，就好像甜一点还可以加水变淡；好像画布是白色的，还可以接受各种颜色。如果文胜于质，那就亡了根本，没有了灵魂，虽有文采，堪当何用？

此话当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