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那么一本书，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与“自然科学世界”的边界及争议也就同时形成了。这就是《新科学》。

300年前，也即1725年，意大利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关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由此发现民族自然法另一体系的原理》，这是《新科学》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为《关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原理》。在维柯所处的18世纪，启蒙思想在欧洲取得了绝对意义上的地位，只有可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至于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零散知识，则被认为仅是观点、意见。作为启蒙思想的批评者，他批评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主张从历史源头重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是可以用数学、演绎描述的，也不是纯粹个体的、不可知的。

1817年版《新科学》（意大利语）内页的维柯画像。

维柯的写作在时间上介于洛克与孟德斯鸠之间。18世纪，欧洲知识界进入“理性”和“自然法”的巅峰。他则是那个启蒙年代的批评者，或者说异乡人。这个意大利那不勒斯哲人，用隐喻而非抽象逻辑写《新科学》，并充斥着被遗忘的或无从考证的文献，另有神话散落在章节各处。这是一个异常晦涩难读的文本，当然也因此并未获得与其知识价值匹配的关注。至上世纪，人们开始重新挖掘这位在诸多议题上都堪称奠基人的写作。

以近年来出版的三本图书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新科学》在20世纪如何被接受、如何被诠释。每本书都关联着一位哲人，他们是朱光潜、以赛亚·伯林、列奥·施特劳斯。

》的B03版。

B01「主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

B02「主题」维柯为人文知识“背水一战”

B03「主题」《新科学》在20世纪的漂流

B04-05「主题」我们能否成为“火星来的人类学家”？

B06-B07「历史」《大宋理财》王安石变法的现代经济学解释

B08「社科」纪念麦金太尔：规范的争执与启蒙的筹划

撰文丨罗东

朱光潜：翻译维柯

作者:　朱光潜

版本：中华书局 2016年11月

在汉语知识界，维柯最重要的阐释者是朱光潜先生。在1963年的《西方美学史》上卷，朱先生用“意大利历史哲学派”专章论述维柯。他认为“维柯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以及认识来自创造的实践观点”，并将维柯确定为历史哲学与美学的奠基人。

维柯的《新科学》提出，最初的人类通过隐喻、神话、仪式等“诗性逻辑”或者“诗性智慧”塑造文明，也就是说，最初的各个民族人民用感觉认识事物，用想象力去创造，而这种想象力是肉体感官的产物，他将其称为“诗”。所以在朱光潜看来，“维柯最早发现形象思维与艺术创造的真正关系”，隐喻先于逻辑，那么“诗性智慧”也就是人类最早显现出来的生活智慧，靠着这种能力处理与自然（其实也包括早期的“社会”“集体”）的关系。

不过，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朱光潜还是将维柯界定为唯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冲突。他本人也因为唯心主义标签而受批判。改革开放后，他从1980年开始反思当年的看法，承认早期评说的偏差，重新论证维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看轻主观其实就是看轻人……维柯在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上都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他晚年对维柯的重新理解。他用维柯几个关键命题呼应唯物史观，比如“真理即创造”，也即文化、制度均为历史实践的产物，并非神授或先天存在，人性及其他都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结果。他也用维柯的“诗性智慧”理论，把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意境”纳入人类共同认知范式，“形象思维是中西艺术共通的根基，而维柯提供了其哲学合法性”。这本书的主体是他的演讲稿，1983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邀讲维柯《新科学》，不过演讲整理稿在他生前并未出版。200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版和繁体版，至2016年，中华书局再版。

朱光潜选这个演讲题目，是因为当时他在翻译《新科学》。他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80年初，耄耋之年的他，身体行动已经不便，而《新科学》又无疑是他所遇到的写作风格最奇怪，也最难翻译的文本。此两种困难可能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朱光潜晚年对维柯的再阐释是距离维柯更近还是更远需要专门的讨论，重要的是，他用这种兼有传统中国读书人和现代学术人的做学问精神，在变动中完成了他本人的“拯救”。1986年3月6日，朱先生逝世，享年89岁。两个月后他翻译的《新科学》中译本出版。

以赛亚·伯林：定义维柯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马寅卯 郑想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11月

伯林把维柯《新科学》归为批评启蒙运动及其年代的文本。

在17世纪至18世纪，理性主义蓬勃发展，人的年代降临，笛卡尔喊出“我思故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被认为可以解释一切，蔑视历史的和人文主义的一般研究，这种主张和自然法理论一起成为反对教会的武器。欧洲知识界集体走向“理性崇拜”。而维柯呢，用伯林的话来说，他“在这个思想家群体中显然是个孤独者”，其对手一方面是笛卡尔，另一方面是自然法的理论家。

维柯认为，人类只能真正理解自身所创造的事物，也就是说人类能使用内部眼光观察和理解文化、历史，因为我们知晓人的行为和意图，知晓人为行为赋予的意义。我们能“感同身受”，直接意识到它们。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社会学界定为一门关于理解的社会科学，他对“理解”之理解与先驱维柯有共同之处，当然不同的是，维柯的“神圣天意”到了他这里变为“祛魅”。与人类创造物相比，维柯认为“自然”则是人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在此显现。或许，人可能通过一些理性工具认识自然世界的某些规律和特征，要理解自然世界却是一个不可人为的过程。“认识”（Erkennen）和“理解”（Verstehen）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伯林接着说：“维柯第一个发现‘理解’不同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历史中，我们是演员；而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只是旁观者。”

维柯反对将数学演绎法强加于人文领域，认为这会导致“非人化”。他的理解有时是直接强调“直觉”和“感觉”的，这大概也是造成《新科学》存在一些令人费解的说辞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缺乏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伯林说，“他反思思想、情感、世界观等各类行为以及肉体的、情绪的、理智的、精神的等多种反应的本质，而正是这些行为和反应构成了文化”，由此构成了对什么是人文知识、什么是人类文化的奠基性回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瓦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霸权。

列奥·施特劳斯：共读维柯

讲疏：[美] 施特劳斯

整理：[美] 阿姆布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