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在世界格局似乎正被地缘政治分裂、意识形态极化和文明不安全感所定义之际，中国举办以“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尤为必要。这场盛会让人们看到挑战与机遇——直面长期主导全球规范的思想框架在智识与道德上的局限性，为真正的文明对话创造空间。

世界不仅在物质层面步入多极化时代，还面临着价值体系、伦理框架和政治构想的多元重构。可持续的未来既不能建立在自由主义普遍论之上，也不能依托于伪装成对话的文明独白。我们需要的是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重构——以相互尊重、形而上的谦逊和伦理多元主义为基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直主导全球话语，其构建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所有社会终将——或应当——趋同于某种以个人权利、民主自治、市场资本主义和世俗理性为前提的特定模式。然而这一愿景，无论曾经多么强大，如今在实践和思想可信度上都日渐式微。在西方内部，自由主义日益显现出无力应对道德下滑、政治失能和社会不平等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似乎正致力于一项文明重构的长期工程，通过对自身伦理传统的哲学重释，构建非自由主义却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和道德秩序。这项工程并非旨在恢复封建等级或儒家正统，而是重新诠释儒家、道家和古典政治思想，将其作为道德话语与制度构想的源泉。“和”“修身”“求同存异”等概念，为破解（西方）自由主义关于自我与社会、权利与义务、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替代方案。

在此背景下，“文明之间的对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不能仅仅是文化交流或外交辞令，也不应简化为寻求最低限度共识的普世原则。真正的对话必须承认，不同文明植根于独特的存在论、哲学假设和伦理框架。它也要求我们承认，不同传统之间存在类似之处（比如儒家“君子”与亚里士多德“有德之人”），这些可比性能促进哲学互通互鉴。

中国发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自由主义霸权，同时又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或民族例外主义的呼吁，这是通过协商达成伦理理解进而实现共存的框架。

文明对话是和平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自由主义国家与后自由主义国家、西方与非西方发展模式、世俗与精神价值体系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日益加剧，误解风险不仅关乎语义，更涉及文明本质。若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差异与潜在互补性，分歧很可能固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与此同时，应对生态可持续性、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和经济不平等全球性挑战，都需要跨文明合作。但合作离不开信任，而信任不能建立在“西方规范优越”这一隐性假设上。唯有承认其他文明道德体系的尊严，才能真正形成多极化、多元性的全球体系。

文明对话必须始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没有共同的单一过去。我们的思想体系、精神语汇和政治构想存在差异，但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共同的未来，不是通过消除这些差异，而是通过建立以互惠、共鸣为基础的互动形式。这需要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根基，并勇于承认西方的现代性既非唯一也非必然。

东西方文明共同面临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危机，其本质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刻错位。在中国，儒家哲学复兴并非对传统主义的怀旧，而是将其作为自我理解的框架——将自我嵌入责任关系、道德修养与社会和谐。“君子”的形成并非凭意志主张，而是通过持续的道德学习、礼仪实践和角色调适。在西方，一场类似的探索正在进行中——虽然更加碎片化。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共鸣。这开启了一种可能性：文明对话不必寻求最低共识，而是可以成为共同找回被现代社会遮蔽的人类生活的相关基础以及维持这种基础所必需的道德语汇空间。

在这种愿景中，和平既不通过支配或同化实现，也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物。它源于对差异的承认、伦理传统的共鸣，以及共同探索“人类共存意义”的努力。这正是中国守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倡议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外交行为，更是通过植根于谦逊、美德和关系的文明对话，是对全球秩序根基的重新思考。（作者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本文由穆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