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今天，我们回望这场人类浩劫，除了悼念死难者与反思战争本身，更应纪念那些以智识之力介入历史的人——冯·诺依曼是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关键的一位。

如果没有他为钚弹设计精确计算冲击压缩的爆轰模型，也许美军无法在1945年8月前完成有效核打击，“二战”的终结可能将推迟至美国攒够三枚铀弹之后——那将是又一个多月、甚至数十万条生命的代价。正是他的数学与冷静，使战争得以快速收场；也正是他的理性与冷酷，开启了核威慑时代的博弈逻辑。

在“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不只是缅怀胜利，更要理解塑造这一胜利背后的思想结构，以及那位为技术现代性开辟通道、却未必能完全驾驭它的人。今天我们读冯·诺依曼，也是在凝视现代人类的镜子。

这本《来自未来的人：约翰·冯·诺依曼传》，为我们理解他和他背后的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教授长期关注科技史、科学哲学等领域，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20世纪重量级科学人物有深入研究，治学多年，著作颇丰。

下文是方教授为《来自未来的人》一书撰写的书评，内容精要，哲思深邃。希望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能给你带来有益的启发。

初读科学记者阿南约·巴塔查里亚（Ananyo Bhattacharya）这本传记时，我一度有些失望。开篇数章多谈童年、学业与早年交往，行文克制，节奏沉稳，几乎让人以为这只是又一本“天才传记”的温和变奏。然而，越读越觉得，这种克制反而是作者对冯·诺依曼的尊重——他没有急于渲染天才的传奇，而是循序铺陈，呈现出一位思想家如何在短短53年里，将深刻的数学直觉转化为影响深远的现实力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驱动的变局年代：人工智能带来认知结构的重塑，战争不再只是地缘或意识形态的碰撞，更是算法、博弈与信息操控的博弈。在这种背景下重读冯·诺依曼，远不止缅怀一个逝去的天才。他不仅是“过去的未来”中最清晰的预言者，也是当代政治与科技困境中仍未被真正理解的先知。他的冷漠与热情并存的头脑，他对战争的计算态度，以及他在生命终点时的宗教转向，都直指一个古老而难解的问题：当人类拥有塑造世界的力量时，如何面对自身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真相？

与其他冯·诺依曼传记不同（如诺曼·麦克雷那本经典传记《天才的拓荒者：冯·诺伊曼传》侧重于技术轨迹与私人回忆），巴塔查里亚并不急于列举诺依曼的成就清单，而是通过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史嵌套”方式，展现这位科学家如何在未被时代完全理解的状态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框架。

书中每一章都聚焦于冯·诺依曼一项关键贡献：从奠定量子力学数学基础，到创造现代计算机结构（冯·诺依曼架构）；从与摩根斯特恩共创博弈论，到预测自动机自复制、天气建模，再到对AI与“技术奇点”的早期设想。这些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是一整套处理不确定性、博弈行为与演化机制的思维体系。它们并非对20世纪的解释，而是对21世纪的预告。

冯·诺依曼不仅提出了“零和博弈”这一冷战思想的基础模型，他还曾明确反对后来纳什（John Nash）所提出的“纳什均衡”概念。尽管纳什的理论最终成为现实世界中博弈建模的主流，冯·诺依曼却坚持认为“均衡”在实际战争或策略对抗中并不总是存在，或不具备可计算性。两人曾在普林斯顿有短暂的交锋，冯·诺依曼对这位年轻天才不乏轻蔑态度，称其理论“数学上有趣，但毫无实用性”。而在纳什精神状况恶化后，与冯·诺依曼共创博弈论的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仍默默资助他多年。这一举动，在冷峻的学术界格外引人注目，也让人回想起他与冯·诺依曼共事时所展现出的忠厚与内敛。

摩根斯特恩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在多个方面与诺依曼形成互补。他在两人合作期间始终担任“技术思想的翻译者”角色，是诺依曼通往政策圈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桥梁。

在人物刻画上，本书呈现的冯·诺依曼并非完人，反而充满反差与矛盾。他风趣幽默，能用三种语言讲“荤段子”；却在情感关系中显得木讷迟钝，第二任妻子克拉拉说他是“一个奇怪、矛盾而又颇具争议的人。他既孩子气又很幽默，既世故又粗蛮，既绝顶聪明，但在处理自己的情绪时又显得能力十分有限，这是一个自然之谜，还将继续无解下去”（中译本，315页）。他在技术冷战中坚定支持使用核武器，曾建议将原子弹在目标上空引爆以扩大杀伤范围，却从未留下哪怕一句道歉。他生性疏离，却对唯一的女儿的婚姻干涉极深，尽管最终还是遂了女儿的心愿。更令人玩味的是，他晚年皈依了天主教——一个一生理性至上者，在临终前试图将灵魂交托于信仰的行为，既出人意料，又带有某种永恒的人类底色。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的邻居是哥德尔与爱因斯坦。有一次他深夜大声播放德军军乐来“打趣”这两位逃离纳粹德国的天才，结果遭到爱因斯坦强烈不满。哥德尔在天台抗议，爱因斯坦甚至亲自上门抗议此“恶作剧”。诺依曼对此毫不在意，笑称：“他们太敏感了。”这类玩世不恭的态度，使他在严肃的思想家圈中总显得格格不入，却也显出其人格的某种“高频运行状态”。他与奥本海默的对比尤其意味深长：两人都娶了“非贤妻良母”式的复杂女性；都在“二战”后陷入某种边缘状态——奥本海默因政治立场受打压，冯·诺依曼则因“太聪明、太杂而不被同类接纳”。他在普林斯顿的晚年，逐渐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边缘化，只剩几个博弈论研究者与政策顾问视他为坐标。他亲手催生了信息论与AI，却孤独地死在对神的召唤中。

今天的世界，再次回到一种悖论状态：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计算能力、模型建构、战略分析远超诺依曼时代，人工智能已然开始取代人类在信息判断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道德秩序、情感结构却仍停留在一个深受民族主义、部落逻辑、意识形态碎片化支配的阶段。这种“高度智能、低度理性”的文明状态，似乎正应验了冯·诺依曼晚年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见。

他曾设想，技术的增长可能导致一个“奇点”，届时人类自身将无法理解或控制所创造的系统。他对这种未来没有做出伦理判断——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冷静地指出计算逻辑终将压倒人类对意义的追寻。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个人？一个为世界留下核弹算法、博弈论机制与自动机设想，却没能留下可供我们效仿的“道德路径”的人？也许，我们需要从英雄式的仰视中退后一步，回到更深层的反思：冯·诺依曼这种天才，真正提醒我们的，并不是天才的荣耀，而是人类必须为自己的创造承担后果的责任。

掩卷之际，我既为这部传记所展现的浩瀚智慧而惊叹，也不免生出一丝幽微的哀伤：在这样一个人的身旁，我们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显得如此渺小；而对于一个“注定比世界更早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人来说，命运却似乎也没有给予他一个真正安身的地方。他在科学之巅，但远离人群；他塑造了未来，但难以安顿自己的内心。

而他生前最大的困扰之一，或许正是“找不到自己的群体”。数学家说他是工程师，工程师说他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说他像个军事顾问，政治家则说他是科学家。他一生都在穿越学科，却也永远站在每一个圈层的门外。而正是这种“不合群”的状态，让他的思维得以跨越极限。但对他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漫长的流放：他可以预见未来，却无法被当时的任何现实团体完全接纳。

“来自未来的人”或许正是我们今天最缺的一种人：既拥有极致的计算力，又有意识面对人类局限的诚实与节制感。

纪念冯·诺依曼，不应只停留在他天才般的贡献上——尽管仅凭他在原子弹计划中的决策价值，就已足以改变“二战”的进程与规模。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20世纪地缘格局、信息结构与战争逻辑的头脑，是否也预示着我们仍未准备好迎接21世纪？

他帮助终结了“二战”，却也为“冷战”的思维模式奠基；他相信理性计算可以制衡不确定性，却也在晚年默默皈依信仰，仿佛唯有神圣能弥补人类理智的冷寂。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当人类重新站在技术与安全的十字路口，冯·诺依曼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既是过去的胜利者，也是未来的警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