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今天,我们回望这场人类浩劫,除了悼念死难者与反思战争本身,更应纪念那些以智识之力介入历史的人——冯·诺依曼是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关键的一位。
如果没有他为钚弹设计精确计算冲击压缩的爆轰模型,也许美军无法在1945年8月前完成有效核打击,“二战”的终结可能将推迟至美国攒够三枚铀弹之后——那将是又一个多月、甚至数十万条生命的代价。正是他的数学与冷静,使战争得以快速收场;也正是他的理性与冷酷,开启了核威慑时代的博弈逻辑。
在“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不只是缅怀胜利,更要理解塑造这一胜利背后的思想结构,以及那位为技术现代性开辟通道、却未必能完全驾驭它的人。今天我们读冯·诺依曼,也是在凝视现代人类的镜子。
这本《来自未来的人:约翰·冯·诺依曼传》,为我们理解他和他背后的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教授长期关注科技史、科学哲学等领域,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20世纪重量级科学人物有深入研究,治学多年,著作颇丰。
下文是方教授为《来自未来的人》一书撰写的书评,内容精要,哲思深邃。希望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能给你带来有益的启发。
初读科学记者阿南约·巴塔查里亚(Ananyo Bhattacharya)这本传记时,我一度有些失望。开篇数章多谈童年、学业与早年交往,行文克制,节奏沉稳,几乎让人以为这只是又一本“天才传记”的温和变奏。然而,越读越觉得,这种克制反而是作者对冯·诺依曼的尊重——他没有急于渲染天才的传奇,而是循序铺陈,呈现出一位思想家如何在短短53年里,将深刻的数学直觉转化为影响深远的现实力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驱动的变局年代:人工智能带来认知结构的重塑,战争不再只是地缘或意识形态的碰撞,更是算法、博弈与信息操控的博弈。在这种背景下重读冯·诺依曼,远不止缅怀一个逝去的天才。他不仅是“过去的未来”中最清晰的预言者,也是当代政治与科技困境中仍未被真正理解的先知。他的冷漠与热情并存的头脑,他对战争的计算态度,以及他在生命终点时的宗教转向,都直指一个古老而难解的问题:当人类拥有塑造世界的力量时,如何面对自身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真相?
与其他冯·诺依曼传记不同(如诺曼·麦克雷那本经典传记《天才的拓荒者:冯·诺伊曼传》侧重于技术轨迹与私人回忆),巴塔查里亚并不急于列举诺依曼的成就清单,而是通过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史嵌套”方式,展现这位科学家如何在未被时代完全理解的状态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框架。
书中每一章都聚焦于冯·诺依曼一项关键贡献:从奠定量子力学数学基础,到创造现代计算机结构(冯·诺依曼架构);从与摩根斯特恩共创博弈论,到预测自动机自复制、天气建模,再到对AI与“技术奇点”的早期设想。这些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是一整套处理不确定性、博弈行为与演化机制的思维体系。它们并非对20世纪的解释,而是对21世纪的预告。
冯·诺依曼不仅提出了“零和博弈”这一冷战思想的基础模型,他还曾明确反对后来纳什(John Nash)所提出的“纳什均衡”概念。尽管纳什的理论最终成为现实世界中博弈建模的主流,冯·诺依曼却坚持认为“均衡”在实际战争或策略对抗中并不总是存在,或不具备可计算性。两人曾在普林斯顿有短暂的交锋,冯·诺依曼对这位年轻天才不乏轻蔑态度,称其理论“数学上有趣,但毫无实用性”。而在纳什精神状况恶化后,与冯·诺依曼共创博弈论的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仍默默资助他多年。这一举动,在冷峻的学术界格外引人注目,也让人回想起他与冯·诺依曼共事时所展现出的忠厚与内敛。
摩根斯特恩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在多个方面与诺依曼形成互补。他在两人合作期间始终担任“技术思想的翻译者”角色,是诺依曼通往政策圈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桥梁。
在人物刻画上,本书呈现的冯·诺依曼并非完人,反而充满反差与矛盾。他风趣幽默,能用三种语言讲“荤段子”;却在情感关系中显得木讷迟钝,第二任妻子克拉拉说他是“一个奇怪、矛盾而又颇具争议的人。他既孩子气又很幽默,既世故又粗蛮,既绝顶聪明,但在处理自己的情绪时又显得能力十分有限,这是一个自然之谜,还将继续无解下去”(中译本,315页)。他在技术冷战中坚定支持使用核武器,曾建议将原子弹在目标上空引爆以扩大杀伤范围,却从未留下哪怕一句道歉。他生性疏离,却对唯一的女儿的婚姻干涉极深,尽管最终还是遂了女儿的心愿。更令人玩味的是,他晚年皈依了天主教——一个一生理性至上者,在临终前试图将灵魂交托于信仰的行为,既出人意料,又带有某种永恒的人类底色。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的邻居是哥德尔与爱因斯坦。有一次他深夜大声播放德军军乐来“打趣”这两位逃离纳粹德国的天才,结果遭到爱因斯坦强烈不满。哥德尔在天台抗议,爱因斯坦甚至亲自上门抗议此“恶作剧”。诺依曼对此毫不在意,笑称:“他们太敏感了。”这类玩世不恭的态度,使他在严肃的思想家圈中总显得格格不入,却也显出其人格的某种“高频运行状态”。他与奥本海默的对比尤其意味深长:两人都娶了“非贤妻良母”式的复杂女性;都在“二战”后陷入某种边缘状态——奥本海默因政治立场受打压,冯·诺依曼则因“太聪明、太杂而不被同类接纳”。他在普林斯顿的晚年,逐渐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边缘化,只剩几个博弈论研究者与政策顾问视他为坐标。他亲手催生了信息论与AI,却孤独地死在对神的召唤中。
今天的世界,再次回到一种悖论状态: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计算能力、模型建构、战略分析远超诺依曼时代,人工智能已然开始取代人类在信息判断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道德秩序、情感结构却仍停留在一个深受民族主义、部落逻辑、意识形态碎片化支配的阶段。这种“高度智能、低度理性”的文明状态,似乎正应验了冯·诺依曼晚年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见。
他曾设想,技术的增长可能导致一个“奇点”,届时人类自身将无法理解或控制所创造的系统。他对这种未来没有做出伦理判断——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冷静地指出计算逻辑终将压倒人类对意义的追寻。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个人?一个为世界留下核弹算法、博弈论机制与自动机设想,却没能留下可供我们效仿的“道德路径”的人?也许,我们需要从英雄式的仰视中退后一步,回到更深层的反思:冯·诺依曼这种天才,真正提醒我们的,并不是天才的荣耀,而是人类必须为自己的创造承担后果的责任。
掩卷之际,我既为这部传记所展现的浩瀚智慧而惊叹,也不免生出一丝幽微的哀伤:在这样一个人的身旁,我们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显得如此渺小;而对于一个“注定比世界更早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人来说,命运却似乎也没有给予他一个真正安身的地方。他在科学之巅,但远离人群;他塑造了未来,但难以安顿自己的内心。
而他生前最大的困扰之一,或许正是“找不到自己的群体”。数学家说他是工程师,工程师说他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说他像个军事顾问,政治家则说他是科学家。他一生都在穿越学科,却也永远站在每一个圈层的门外。而正是这种“不合群”的状态,让他的思维得以跨越极限。但对他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漫长的流放:他可以预见未来,却无法被当时的任何现实团体完全接纳。
“来自未来的人”或许正是我们今天最缺的一种人:既拥有极致的计算力,又有意识面对人类局限的诚实与节制感。
纪念冯·诺依曼,不应只停留在他天才般的贡献上——尽管仅凭他在原子弹计划中的决策价值,就已足以改变“二战”的进程与规模。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20世纪地缘格局、信息结构与战争逻辑的头脑,是否也预示着我们仍未准备好迎接21世纪?
他帮助终结了“二战”,却也为“冷战”的思维模式奠基;他相信理性计算可以制衡不确定性,却也在晚年默默皈依信仰,仿佛唯有神圣能弥补人类理智的冷寂。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当人类重新站在技术与安全的十字路口,冯·诺依曼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既是过去的胜利者,也是未来的警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