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10年，300多个县市，1442名老兵，1000万字，37094GB访谈视频数据……

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连红在东南大学历史学系开讲《精神的力量——抗战老兵口述记忆中的战时情感》。在讲座中，张连红透露，历时十年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于今年3月结项，而在他披露的这组数据背后，是和时间赛跑所取得的成果。

一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时，中国抗日军队有官兵500余万人。到2015年，在世的抗战老兵大约仍有2万人，年龄几乎都在95岁左右，有的已逾百岁。抢救抗战老兵口述史料刻不容缓。

这年11月，“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立项，张连红组成一个团队，与时间抢跑，奔赴全国28个省300多个县市，为风烛残年的老兵做口述实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老兵口述史，都是不可复制的，甚至也不可能再有。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包括历史教材，它是一个高度概括、高度抽象的读物，你从中只能看到表面，而老兵访谈不一样，我们可以深入到他们讲述的诸多细节中去体验历史的温度。”张连红说。

这些细节，体现在衣食住行、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武器装备、情报、侦查、卫生教育，还体现在奖惩抚恤、爱情婚姻，还有打仗与娱乐生活等方方面面。

张连红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叫程雪青的老兵，他19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在攻克一座碉堡时，遇到很大困难。当时新四军装备落后，没有坦克，怎么办？他们想到了一个土方法。“士兵们找来农村的方桌，把水浇透被子，蒙在桌子上，几名士兵扛着桌子往碉堡底下走，日伪军的子弹打到棉花上，水潮的被子挡住了子弹。冲到碉堡底下后，士兵们再以手榴弹、炸弹攻下碉堡。

“我们在档案里面是看不到这些的，这些方法，包括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发明创造的。”张连红感叹地说。他还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有老兵回忆如何抓敌人岗哨，“从后面用麻袋当头罩下去，这样，他们的手也被控制住了，是没法动弹的。”

盐城老兵陈志祥1942年参加新四军，曾在部队任理发员。据他回忆，“当时的规定是班长、排长留平顶头，战士剪和尚头，所以我自己也剃成了光头。但是，连长、营长、团长是不准剪光头的，当然，也有带头剪光头的，因为怕有的战士不肯剪光头。其实，留长发不卫生，剪过之后多清爽，当时除了剪头外，也进行洗头和刮胡子。部队战士是每20天理一次头发，每次少人时，我就知道有战友牺牲了！”

战时的理发、穿衣，还有发津贴、发肥皂等，有很多规定，但这些细节往往没有留下过多文字记载。“以往高层的回忆比较多，中下层士兵的回忆就比较少，我们采访的那些老兵里，下层士兵比较多，就是一个普通士兵所经历的抗战。但他们的口述，往往会以细节性描述填补历史空白。”

二

在民族危亡关头，无数年轻人弃家报国，共御强敌。在或长或短的讲述中，老兵们也常提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战友情。这些只言片语的战时“私人”记忆，常常让人潸然泪下。

原苏中三分区的李启予老战士回忆其母亲得知他要去当兵后步行40多里路来找他。部队领导担心其母亲见到儿子不让走不好办，于是不告诉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一开始“我母亲就不吃也不喝”，后来在多次劝说下才离开，而这一别就是整整4年。

蒋令回忆其父亲走了百里路来劝其回家，“父亲就带着母亲弄的两个饼子和一毛钱，从我们家金坛到丹阳、扬州走了上百里路来找我。他跪在我面前，希望我和他回家，不要当兵了。”

在抗战期间，大部分老兵都很少写信同家中联系，担心家中父母受到牵连。像苏北青年到部队后，往往要将名字改掉。因为苏北既有国民党顽军，也有日伪军，政权不断来回交错，如果不改名，会给家人带来很大麻烦。有的老兵参加新四军后，父母被汪伪的和平军抓过去吊起来打。

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抗战新兵，他们也会时常想家，八路军老兵焦庭振刚参军时，有时候走在半路上特别想家，怎么办？“就朝家的方向磕个头”。

为了能拴住孩子，有的父母会让孩子早早结婚。但国难当头，这些热血青年即便结了婚，也还是去当兵，有的还把妻子也带过去，一同参军。

新四军4师12旅的李昌银回忆，他是1941年14岁时结的婚，1942年就去当了兵，当了12年的兵，1954年才回到老家，“我的老伴就在家等了我12年”。1943年，新四军第2师的卫生兵武昆在父亲的要求下从部队回家，与娃娃亲褚萍结婚，第二年褚萍在他的带动下，也参加了新四军。

战争时期，也会有爱情发生。国民革命军第79军直属通讯连杨伯琪，1944年驻守在衡阳附近，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逃难投靠亲戚的刘翠华，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是在战时，部队不允许下级军官结婚。不久杨伯琪奉命转战广西，临别之际，他给出一个承诺，一定会回来娶她。抗战结束后，杨伯琪已升任营长，立即写信与刘翠华取得联系。1946年杨伯琪飞到衡阳，举行了婚礼。虽然在战争期间，杨刘二人天各一方，生死未卜，但他们都能够信守承诺，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到了晚年杨伯琪仍为此深感自豪。

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军民鱼水情。苏北抗日根据地，老百姓和军队的关系非常融洽。新四军女战士李君秋回忆，一旦有日伪军扫荡，她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伪装成老百姓家庭成员。而且老乡们都让她不要说话，因为她的口音和当地的不一样。1944年她生下孩子，但由于工作繁忙，她就将孩子交给当地老乡轮流帮带，到抗战胜利之后，老乡将孩子还给她，分文不取，不留姓名。她到现在还常和已经70多岁的女儿谈到这件事，心里充满感激。

在战场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结下了生死友情。在访谈过程中，老战士们都会怀念战场上战友之间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的许多动人故事。

老兵魏朝春在接受访谈时仍念念不忘张鸣凤副团长，当时他在养伤过程中，每次张团长来看他，都自己掏钱买两个西瓜给他补养。他说：“我怀念他，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两人也没有联系，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他！”战友之间的点滴关爱，成为老战士一生永恒的记忆。

教导总队的周广田十分崇拜他的团长马威龙，当周广田从南京突围到达武汉加入戴安澜部后，得知他的老团长马威龙不幸牺牲的消息后，连夜跑到随州参加他的追悼会。他回忆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他阵亡的消息之后，我都来不及请假，连夜跑了，跑到随州一带。因那一带没有汽车，我就晚上走几十里路，不记得跑到哪里才赶上了车子，上了火车，赶到长沙。一到长沙的27军留守处，正在举行马威龙追悼会。我一进去，就忍不住哭。”

“日常生活史、情感史，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连红说。这些战时士兵的情感故事，在历史档案中是找不到的，在抗战史学术著作中也看不到，通过聆听抗战老兵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战时情感生活，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当年无数年轻人弃家报国的激情热血，真正体会抗战胜利来之不易，真正体会到中国普通士兵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怀。

三

十年间，“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这个项目访谈了1442位老兵，平均年龄95岁，接受访谈时，年龄最大的老兵有109岁。

有的老兵能谈两三个小时，回忆起很多内容，但有的老兵已经说不清楚当时的经历。在镇江，张连红团队采访了一位远征军老战士，大学毕业，后来在安徽大学做外语老师。他一生未婚，“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老年痴呆了，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按道理，他是一个教授，是有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的老兵，他甚至更能条理清晰地回忆很多战时细节。”但很可惜，他的回忆，特别是能成为历史的那部分回忆，已隐入黑暗，再也不能复现。

张连红团队为访谈精心设计了四十几个问题，从出生到当兵，从战场到家庭，涉及到方方面面。在设计问题时，张连红还重新梳理了“英雄”的概念，并提出“无论这些抗战老兵有没有打过日伪军，都是英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制约敌人的力量”。

十年间，张连红团队跑了6万多公里，记录下访谈视频数据37094GB，访谈视频时长3293小时，各地参与志愿者人数318人，已形成文字稿1000万字。

东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华宝评价说，这些老兵都是时间的证人，而这些时间的证人正在加速流逝。当这批老兵都去世之后，我们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实的、具象化的联系其实就消失了。张连红团队这十年所做的工作是抢救性的，无论是在学术的层面上，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后勤兵、文艺兵、医务兵、通信兵等士兵的访谈，将战时士兵们的作战、日常生活、情感、娱乐等留存了下来，构成一部立体的抗战史。它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的研究材料，而这些史料，为抗战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校对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