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结果，各位股东及代表可在晚些时候登录巨潮资讯网及香港交易所网站查看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6月25日，东江环保2024年度股东大会在深圳市南山区东江环保大楼11楼会议室举行。不过，有投资者在会后向记者表示，股东就会议审议事项投票后，会议主持人并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也没有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而是被告知“回去查公告”。

6月26日，东江环保发布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称，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不仅如此，据参会投资者透露，股东大会现场多位董事缺席，董事长、总裁、监事也都不在场，监事会工作报告由董事会秘书代为宣读；前期中小股东报名参会时，还存在指定邮箱“地址不存在”、联系电话无法接通等情况。

有专家表示，股东大会是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决策的重要形式，是公司内部最高权力机构，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要求召开股东大会。

现场未宣布投票结果

根据公告，此次东江环保股东大会共计审议包含《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在内的11项议案。

据参会中小股东透露，东江环保的股东大会结束时并未公布投票结果，现场主持人请股东后续上网查看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对于公司股东大会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现场公布提案表决情况和结果，东江环保证券事务代表林德生回应称，股东大会投票是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于现场会议结束时，网络投票还没有结果，因此主持人特别说明了最终的投票结果可通过当天公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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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东江环保《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显示，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6月25日15时，而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于当日15时截止。

相关受访专家表示，网络投票在股东大会开始前就已完成，以“网络投票还没有结果”为由不现场宣读表决结果，较为牵强。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设置了律师、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环节，若是会后公司自行统计投票结果并通过公告对外公布，律师、股东代表监督环节缺失，谁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可信？

多位执行董事缺席

根据东江环保6月25日晚间发布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会议因董事长王碧安“临时公务安排”由董事王石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

但股东大会结束后，有投资者向记者透露，东江环保共有9名董事。当日股东大会现场仅有王石和独立董事萧志雄参会，独立董事李金惠、向凌通过线上方式参加；3名执行董事王碧安、李向利、朱林涛均未参会；6名高管中，仅副总裁、代理财务负责人邓国颂及董事会秘书乔伊威到场。公告中披露的监事也并未在现场出席，监事会工作报告也由董事会秘书乔伊威代为宣读。

记者查阅东江环保的公司章程发现，第九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召开时，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显然东江环保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未按公司章程来执行。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股东大会结束后，东江环保随即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9名董事全员出席。

对此，相关受访专家表示，“九名董事能集体参加董事会，却抽不出时间参加股东大会，或存在轻视中小投资者的情况，这样的股东大会也恐有‘走过场’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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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专家认为，股东大会是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决策的重要形式，是公司内部最高权力机构。上市公司理应重视这一沟通纽带，尽可能安排董监高出席会议，与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实践中，多数上市公司董事长都亲自主持年度股东大会，董监高团队亦会高比例出席，既是对股东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公司治理透明度的体现。

事实上，即使与同属广晟集团旗下的其它上市公司相比，东江环保的年度股东大会出席高管的数量也显得“寒酸”。以广晟集团旗下佛山照明为例，其2024年度股东大会，9名董事、5名监事、7名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参会，董事长亲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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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渠道“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会议过程中存在“瑕疵”，还有中小投资者向记者反映，前期报名阶段也存在不畅通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6月17日，有中小投资者按公司发布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要求，向指定邮箱发送邮件报名参会时，收到系统邮件，提示该邮箱地址不存在；同时，公司公开的联系电话也一直无法接通。

针对上述问题，林德生回应记者称：“因受区域网络系统故障影响，公司外线电话及OA软件确实出现了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后续公司对邮箱进行了修复。”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2025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应该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出席股东会提供便利。“东江环保的解释有些牵强，连电话都打不通，如何保障中小股东参会权？中小股东本就因持股比例低、时间成本高等因素，参会意愿较弱；若上市公司再设置‘软障碍’，将进一步削弱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