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宋哲宗元符二年，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上呈《新修敕令式》。据《宋史》记载：章惇在哲宗面前进读，“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哲宗问，“元祐也有可取的吗？”章惇答：“取其善者。”这一问一答相当精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元祐是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宋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元祐八年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一切都“翻了烧饼”，连年号也先后改为绍圣与元符。元祐年间诏回的一些老臣，早就去世了的，不但追夺“赠谥”，且官职一贬再贬；活着的则以各种不同罪名或贬或罢；元祐年间刚刚编撰不久的《神宗实录》也重新编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读宋哲宗与章惇的对话，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晰。

　　章惇说的当然没错，“取其善者”可谓常识，而这般常识在宋哲宗赵煦眼里，却成了一个问题，这不是很发人深思吗？按照绍圣、元符这几年中所做的，可以用“元祐也有可取的吗”这句话来反问，但宋哲宗此问显然不是反语，他问得十分恳切。宋哲宗亲政之时约十八岁，这立马就“翻烧饼”的事，他未必做得出来。章惇编撰了《新修敕令式》，而所谓《新修敕令式》,“修”的是元丰时的“敕令式”，当然以为元祐时的“敕令式”不“新”，才去“新修”元丰时的。那条“元丰时没有而用元祐敕令”，或许是一不留神混进去的；“取其善者”云云，是否为章惇虚晃一枪也未可知。

　　关于元祐之政之优劣，或有争议。元朝后期先后出任宰相的脱脱、阿鲁图主持编纂的《宋史》认为“元祐之政，庶几仁宗”，而此后的绍圣、元符之政，“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对此评价，也或有争议。但以实践去检验，似乎也无大错。元符三年，方二十出头的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蔡京逐渐操控朝政，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刻上“元祐党人碑”，又以新法之名，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宋江、方腊先后起义，导致北宋最后亡国。即使“元祐之政”没有《宋史》说得那么好，也应当承认其有可取之处。

　　阿鲁图将《宋史》进呈元朝皇帝时，元朝皇帝说了一番话：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