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当视频画面连通时，被告席的屏幕中是一张病床。年过九旬的郑蔚躺在医院，瘦削的身体连接着维持生命的管线，浑浊双眼费力聚焦于屏幕。

今天，这位95岁的离休干部，正在等待自己的二审判决。

2024年11月，陆丰市法院以视频的方式开庭审理一起敲诈勒索案，正是本文开篇描述的画面。

公诉方指控，“2004年，郑蔚纠集其家乡的12位村民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采用暴力、威胁、胁迫、恐吓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公诉方的指控中，郑蔚——这位离休干部，被描述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他喘息着，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坚持为自己辩护：“我无罪。”

郑蔚1949年6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参加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陆丰县公安局、英德茶场和韶关监狱等单位工作，1991年离休。

时间倒回2004年，因母亲病重，郑蔚回到了阔别五十余年的故土——陆丰市南塘镇柴桥头村。彼时，村庄治理几近瘫痪：村干部远走务工，私搭乱建遍地；重建自来水工程受阻，村务陷入真空。

那一年，柴桥头村的村民在祠堂投票，选举产生了12位村民代表，由他们暂时管理村务，其中村民郑美作为组长。郑蔚由于很早就外出工作，并不属于本村村民，没有被选为村民代表。

正是这临时产生的“十二代表”，成为日后“恶势力团伙”的雏形。他们张贴《柴桥头村建立村规民约的部分决定》，矛头直指乱占乱建。核心举措是向21户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村民收取每户5000至6000元的占地补偿款，总计98500元。这成为敲诈勒索指控的核心事实。

2004年12月26日，成为“十二代表”行动的集中爆发点。当天，他们雇挖土机拆毁村民郑某盾的猪舍牛棚（经评估价值3875元）；在清理巷道时又拆除一间浴室，引发冲突。混乱中郑蔚使用催泪剂喷射村民郑某头，致其跌入水沟，多人受轻微伤。

在郑蔚一审之前的2022年5月23日，“十二代表”中的郑业和郑亿，已经被陆丰法院判处有罪，检方指控两人犯敲诈勒索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不过最后法院只判处两人构成敲诈勒索罪，针对他们参与拆除村民的猪舍和牛棚这件事，陆丰法院当时认定他们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由于村民之间发生肢体冲突，有村民因此被拘留，也有村民因故意伤害获刑，到2005年，存在仅一年多的“十二代表”便自行宣告解散，当年，郑蔚也在其母亲去世后离开柴桥头村。

一审中，郑蔚因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他是这一“恶势力”的“组织、指挥者”，需为全案负责。然而，郑蔚始终坚称：“我知道代表们收钱，但这事是他们自己商量的，我没参与。”

负责财务的代表也证实，款项均用于村内公共事务，且有收支凭证：“收来的钱用于修整村容、修建水利沟、法庭打官司、外出联系工作费用、计划生育五保户费用，还有村民代表被打伤的医药费。”

当集体决议的款项流向公共事务而非私人腰包，“非法占有”这一敲诈勒索的核心要件，是否还能成立？

郑蔚的辩护律师尖锐指出：“即使郑蔚当初提议选出‘十二代表’，也无法预见后续收费行为。提议与犯罪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在郑美及其他几位“代表”先前判决中——均因占地款事件获刑，法院明确认定郑美是“恶势力”的“首要分子”，成员名单里并无郑蔚。三年后，到了郑蔚案，判决书又称郑蔚是“首要分子”，措辞与郑美判决几乎雷同。

郑蔚之子郑伟军质疑：“先认定郑美是首要分子，后来又判我父亲是首要分子，措辞都一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法律认定如同拼图，当关键角色定义前后矛盾，整幅真相图景便陡然模糊。

父亲被追溯，儿子认为这归咎于其维权经历——2020年，离休的郑蔚写给广东省公安厅，详细反映黄梅枝、傅珠兰、郑伟洲三人被刑拘情况。这三人在被关押一至一年半后，因检察院“证据不足”撤回起诉，最终获国家赔偿50余万元。

这意味着，郑蔚成了当地乃至省里的“刺头”，“不安定分子”。就在该案撤诉后不久，2021年10月，针对郑蔚的网上追逃突然启动。此时距“十二代表”收费事件已过去17年，打击报复过于明显。

辩护律师当庭指出：此案已远超十年最长追诉时效。法院反驳称：2007年公诉机关曾退回补充侦查敲诈勒索等行为，“公安机关应对本案涉嫌敲诈勒索等立案而不予立案，故本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这一认定将“退回补充侦查”等同于“立案侦查”，是否符合刑法追诉时效中断的本意？

郑蔚一案的核心争议，直指中国乡村治理的深层矛盾——村规民约与法律边界的模糊地带。

近十年来，类似郑蔚的案件并非个例，一群帮忙基层民众维权的人士，无论律师还是离休人员，或者普通百姓，各地都有大量的被抓并判刑，似乎他们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

在柴桥头村，当年铺设的自来水管早已锈迹斑斑，而关于“十二代表”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场跨越二十年的诉讼，早已超出一个老人的命运范畴。它拷问着法律如何评价历史行为，检验着司法能否抵御程序瑕疵，更映射出中国乡村在传统自治与现代法治夹缝中的艰难转型。

95岁的郑蔚躺在摇椅上，每天翻看那些军功章和申诉材料。糖尿病使他行动困难，但二审的未决让他精神紧绷。二十年前那场短暂的回乡经历，已成为他人生最后的战场。他的儿子郑伟军悲愤叩问：“一个为建立这个国家流过血的人，离休后帮人维权，暮年却要强加‘恶势力’的罪名？”

郑蔚背负的不仅是个人清白，还有一个时代对法律的集体期待。这是英雄迟暮的堕落，还是制度对举报者的反噬？答案终将揭晓，但此案揭示的乡村治理困境与司法统一性挑战，已深深烙印在法治进程的道路上。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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