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高考前后，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辆独轮车的样子。

　　独轮车，在苏北很多地方叫手推车、小车。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车，那是父亲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我的恩人。村里人一直都说，我能读书，读到重点大学毕业，是父亲用小车推出来的。因家庭成分没能读高中的父亲，在他17岁那年一气之下烧了所有的书，从此野兽般地在和土地、农事打交道中练就了一身力气。

　　父亲用小车推的是烂泥。他和很多村邻，每年要有大半年的时间去江南打工，那些地方水网密布，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这20年里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力挖河围堰，疏通沟渠。

　　这些虽然同样来自江苏却处于苏北最落后地区的打工者被称为“推烂泥的”。他们在农闲时节如蚁群一样出动，装扮也都类似。夏天，穿一双黄球鞋，把裤管卷过膝盖，衬衫敞开，脸色黧黑，手臂青筋如蚯蚓般暴起；冬天，裹一身脏兮兮的大衣，头戴可以随时垂下两只“耳朵”的帆布帽。

　　我没有见过父亲在南方推烂泥时的情景，但见过他们“扒河工”。所谓扒河工，也就是拓宽大河时的义务劳动。那一年冬天，我和五年级同学大伟轮换着骑一辆自行车，去了三十来里外的扒河工地。

　　我们刚想进入工地，就被制止了。我和大伟只好站在高坡上俯瞰，那工地被分成了一段一段，每个乡、每个村都有各自的标段。我们分别寻找自己的父亲，但那些“扒河工”远远看去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黑点在移动，像暴雨将至前的蚂蚁。他们用铁锹挖泥，甩到小车上，装满车后围好车爿，推行，加速攀爬至高处，抬起小车将泥土倾倒出来。

　　从凌晨到夜晚，从阳光到风雪，他们要一遍又一遍地快速重复这样机械的动作。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将身子俯向大地——用铁锹掀动泥土需要前倾，推着小车前行需要前倾，爬到高处更需要把身体弯到极限。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给泥土鞠躬，向大地致意。尽管他们在极度疲惫时可能恨透了铁锹下怎么挖也挖不完的烂泥，但他们无法选择，还是要一次次地鞠躬：烂泥啊烂泥，请您移动尊位。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是要俯身完成的，譬如割麦、插秧、点肥，没有一项劳动是可以趾高气扬地昂着头的，你必须虔诚而谦卑地面对大地，否则将一无所获。

　　我和大伟找啊找，总算找到了属于我们村子的那块河工地段。奔到河谷对面的高坡，我们依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父亲。眼看天黑了，大伟在高坡上冲着下方喊：“我大（爸爸），我大。”下面的人都停了下来，疑惑地张望了两眼，不明所以，又开始寂然地低头干活。

　　我说：“大伟，你喊你大的名字吧。”大伟迟疑了一下，又用双手围拢在嘴边，扯开了嗓子，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概第一次这么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伟开始的声音还有点小，之后越来声越大。终于有人应了，一个黑点朝我们的方向不停挥手，像是打招呼，也像是催促快快回去。

　　我也声嘶力竭地喊起了父亲的名字，另一个黑点也开始招起手来。我和大伟就拼命地摇手给予回应，眼泪包裹在眼里，全然忘记了四来的冷风和将去的夕阳。

　　回来的路上。我和大伟默然很久。

　　“推烂泥真不容易呢！”大伟说。

　　“嗯。”我应着。

　　大伟聪明而顽皮，成绩原本并不太好，被他父亲用小车爿狠狠揍过，但自这次之后，大伟一路顺利地读了初中、高中，上了大学。

　　扒河工是短期的，推烂泥是长期的，父亲除了夏忙、秋收时回来，其他时间都在和烂泥打着交道。我能想象父亲在南方推烂泥的样子，很累，很孤独，甚至很委屈，但他必须克服这些，把小车推得更坚决。在他的朴素认知里，唯有如此，才能让儿子们不需要再像他这样推烂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期许，推烂泥的父亲，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喊过一声苦。

　　我很喜欢寒假。因为那个时候，也就是距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的样子，推烂泥的父亲应该也快回来了。很多次，我看见他背对着夕阳在小路上推着小车，向家的方向徐徐而来。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就站在家门口望着，望着父亲和他的小车一点点走近，走进家门。

　　父亲将小车放置于廊檐下，把车爿小心地折叠收起，那被汗水浸泡得色泽泛黄手感滑润的车把，被父亲用沾了豆油的毛巾擦拭了几遍。做完这些，父亲坐在门前抽了几根烟，长长地出了几口气，把兜里的几叠钞票塞在了母亲的围裙里。

　　父亲和他的小车，就像凯旋的将军与战马，结束了这一年的使命，可以在年关的任何一个雪夜里鼾声如雷了。而我，距离大学的校门又近了一步。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