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报告

“反向讨薪”其实折射出了我国金融行业薪酬机制的深刻变革。从金融领域持续深化反腐，到出台政策限制高管薪酬，再到如今 “反向讨薪” 成为监管利器，整个行业正逐步告别单纯依赖高薪吸引人才的传统模式，转而构建更科学、更注重长期效益的激励体系。

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女兆

图源：pexels

曾被视为“金饭碗”的银行业，又一次传出大降薪的消息。

2023年，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有14家出现人均薪酬下滑，最大降幅为13.59%。而2024年，降薪银行增至18家，最大降幅扩大至15%。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降薪银行的数量，还是从降幅的深度来看，银行业的降薪趋势都在进一步加剧。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降薪潮，表现在银行高管身上特别明显。

《财经》统计上市银行2024年财报和Choice数据发现，2024年42家A股上市的银行中，有33家银行的管理层薪酬出现同比下降，占比78.5%。

管理层的薪酬总额，从2023年的8.7亿元下降至7亿元，足足下降了19.5%。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的人均薪酬则是从2023年的46.23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44.49万元，下降了2.68%。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管理层的薪酬降幅远高于银行整体员工薪酬的降幅。

可以说，在本轮银行降薪中，高管无疑是主要的“目标”。不妨看看部分上市银行的具体降薪数据：

对比人均薪酬与高管薪酬的变化数据可以发现，在14家人均薪酬上涨的银行中，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9家银行的高管薪酬反而出现下降。

部分上市银行中，则出现了“高管降薪、员工涨薪”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

背后的一大影响因素，是浮动薪酬。

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银行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与绩效奖金构成，其中基本薪酬上限被严格控制在薪酬总额的 35%以内，这意味着浮动薪酬占比高达65%，成为驱动银行薪酬波动的核心变量。

而这部分浮动薪酬的增减，又紧密关联两大关键因素 ——银行营收盈利状况与业务结构调整动向。

首当其冲的是营收盈利压力。

2024年银行业经营面临严峻考验：42家上市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全年平均净息差降至1.52%，较2023年骤降17个基点，且已连续五年呈下行趋势，近三年始终低于2%的关键阈值。

作为银行收入的 “生命线”，净息差的持续收窄直接导致净利息收入同比下滑2.20%，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利息收入同样陷入困境。2024年年报数据显示，基金、理财等代销业务承压明显，成为非息收入的 “重灾区”。

国有大行中，工商银行个人理财及私人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降幅高达20.8%，对公业务亦下滑7.8%；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的该项收入降幅分别达 23.72%、20.6%、10.67%、10.51%。

股份制银行同样未能幸免，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代销业务收入分别下降 14.93%、29.4%、29.57%。

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 “双杀”，直接传导至营业收入层面。

2024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十家头部上市银行营收纷纷下滑；进入2025年一季度，行业颓势仍未扭转，42家上市银行整体营收同比下降 1.72%。在这种收入承压的大背景下，作为薪酬体系中 “弹性缓冲带” 的浮动薪酬，无疑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其次，是银行的结构性调整压力。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郑子龙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金融监管和银行治理中，更为关注决策层风险承担行为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系，更为关注治理工具对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在此背景下薪酬制度的设计也就更受重视。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对银行薪酬体系实施系列干预措施，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当属2015年落地的 “限薪令”。

”限薪令“全称《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明确对中央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总额实施刚性约束，直接影响了国有大行高管薪酬结构。

2014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约为110万元，限薪令实施后，2015年高管平均薪酬下降至60万元左右。近年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管平均薪酬有所上升，达到80万元左右，仍明显低于限薪令实施之前的水平。

2022年8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出台，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严格控制岗位薪酬级差，重点向一线及基层员工倾斜。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2023-2024年银行高管薪酬进一步承压：

在净息差收窄、同业竞争加剧的经营压力下，“降本增效” 成为行业共性选择。多家银行在2024年的财报中明确“价值创造”，薪酬分配要向价值创造的岗位倾斜。

建设银行在财报中称，坚持薪酬资源向经营机构、前台部门、直接价值创造岗位倾斜；

中信银行在财报中称，不断优化和完善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将薪酬资源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

郑州银行在2023年业绩会上提出“倾斜一线，优化资源配置”和“降本增效”的工作要求，明确高管薪酬在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基础上，自2024年起分两年每年压降10%；

综合来看不难看出，银行高管以往的高薪主要与其业绩表现挂钩，降本增效也就先从高管开刀了。

2025年4月，多家银行2024年年报相继披露 “追索扣回绩效薪酬” 情况，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至少两家银行的追索金额突破3000万元大关，目前已公开披露的 “讨薪” 总额累计近9900万元，逼近亿元规模。

这并非孤立事件 —— 近年来，“反向讨薪” 已成为银行业常态化的风险管控手段。所谓 “反向讨薪”，即银行对已发放的绩效薪酬进行追索扣回，旨在将薪酬激励与风险控制深度绑定，通过经济手段约束高管及关键岗位人员的经营行为，避免因过度追求短期业绩而忽视潜在风险，从而筑牢银行稳健经营的防线。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银行高管们因为业绩与薪酬挂钩，为了追求高收入，他们往往会追求短期的风险投资。短时间来看能够为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但长期来看却为银行留下了不少隐患。

所以，要通过“反向讨薪”追回那些造成了风险损失的高管的奖金。

“反向讨薪”其实折射出了我国金融行业薪酬机制的深刻变革。从金融领域持续深化反腐，到出台政策限制高管薪酬，再到如今 “反向讨薪” 成为监管利器，整个行业正逐步告别单纯依赖高薪吸引人才的传统模式，转而构建更科学、更注重长期效益的激励体系。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Hehson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Hehson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